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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低调”和“常识”的政治

作者:陈季冰    转贴自: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2227


 

今年全国两会上,比全球聚焦的财经话题更吸引一般国内媒体关注的,是频繁地从国家领导人、会议新闻发布官员和与会代表、委员嘴里吐出的“大白话”。敏感的评论员立刻将这一现象诠释为中国政治民主的一种进步,他们认为,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出现老百姓一听就明白的大白话,体现了政府日益自觉的“俯身与民对话”的平等精神。
其实,只要不是空话和套话,官员说话是文绉绉还是显白通俗,与他们内心是否尊重民主或平等精神的多寡未必有直接联系,这恐怕更多地还是取决于发言的对象、语境以及他们期望达到的效果。发音标准、辞藻华丽的奥巴马比南方口音浓重且经常弄错单词发音的布什更热心于出台“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而擅长用闽南土话博取台湾中低层群众亲近感的陈水扁,也不见得比把家常谈话说得像背书一样的马英九更在乎普通百姓的生计。
我从朝堂之上大白话越来越多地取代官话这一集体现象背后所看到的,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种十分值得关注的趋势,我将它暂命名为由“高调门”和“观念主导”向“低调门”和“常识主导”的回归。
政治话语似乎天然就是高八度的,而且经常被各种先验的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所主导,古今中外皆然。中文中的许多成语——如“冠冕堂皇”、“官样文章”等——就是对这种高调存在及其与实践生活的巨大反差的精妙描述。在现代中国,这种状况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高调的政治动员确实能够焕发最大多数群众参与某一项社会运动的热情,从而有力地推动某一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它也给政治实践本身制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如果人民被反复教导和承诺“政府永远是大公无私和无所不能的”,那么一旦发生官员贪污腐败和政府计划失败的情况,哪怕仅仅是极个别和偶然的,也将对整个政府系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于是,为了继续维护这种高调政治的信誉和权威,就不得不使用保密、“内部掌握”等舆论控制手段。但舆论控制又会滋生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并强化其传播功效。因此,政治的话语越是高调,其承担的责任就越是无限,而其整体安全性也越是脆弱。发展到极端,有时连一家火锅店因煤气使用不当引起的一次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的爆炸之类纯粹的偶然事故,弄不好也会发酵为一场不小的社会骚动。近来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少就属于这种性质。由于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上层普遍伪善与下层信念缺失和道德荒漠化的状况。双方还形成一种奇怪的“共谋”关系:一方面是“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另一方面则是“无论你信不信我都要说那一套”。社会也就异化成为仿佛每个人都在被动状态下充当临时演员的一个虚假的戏台,完全走到与高调和观念主导的政治原本想要追求的目标的反面。
“低调门”和“常识主导”的政治并不放弃意识形态或观念,但它会紧接着就坦率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最主要是政府自身德性和能力不逮,这些原则可能是永远都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现实政治——包括制度、政府和官员——存在着大量不完美、甚至丑陋的地方,需要不断改善。这种政治形态的先天缺陷是缺乏从事大规模群众动员和组织的精神资源,而它的长处在于稳固和牢靠。因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懂得,只要有公权力存在,就必然会有滥用公权力的情形,这是永恒的人性使然,就像哪里有汽车哪里就会有交通事故一样。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政治启蒙,民众还会逐渐学会辨别现实政治中的污点哪些是根本上不可能杜绝的,哪些是通过制度改进可以避免的,哪些纯粹是偶然和孤立事件。如此,他们即便对某项政策有再大的不满或不同意见,也能够正确地理解它的来龙去脉,进而采取明智的方式谋求政策朝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而不致动不动就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全盘否定的对立情绪或得过且过的犬儒意识。
需要强调的是,高调政治与低调政治并不能简单对应于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也不能等同于政治人物的理想派和务实派。两者之间的区别更加本质地体现于主政者对自身怀有的是理想还是现实的期待。任何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所不同的是,有些人坚信,自己必须并且能够做到自己想到的一切,另一些人则对此不抱幻想,政党和政府也是如此。两种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会造成非常不同的舆论后果:同样面对不完美的现实,长期受高调政治感染和熏陶的民众采取的态度通常不是降低对政治理想本身的期待,而是抬高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低调政治中的民众则对政治理想和政府官员均持谨慎观点,他们更看重那条高度虽低但却更加坚实的“底线”。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总体上就是一个不断地由高调和观念主导向低调和常识主导的回归过程,只是这种演化的速度不能很好地跟上经济社会现实飞快变迁的步伐。不过,随着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渠道的异军突起,最近几年来,这种趋势有明显加快的迹象。
政治回归低调和常识主导,能够带来的第一个令人愉快的变化就是政治过程透明度的增加,这可能也是今年两会上的一个比较显眼的亮点。在我看来,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对“4万亿”计划的资金构成的介绍,实际上就是对上海律师严义明提出的质询的一种间接回答;而四川省主要领导对救灾资金安排的保证也是对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以北川为代表的震区地方政府高度不信任的侧面回应。事实上,信息的公开透明使民众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不完美,而政府及其官员相对诚实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又能够降低民众对政治现实的过度期待,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政府对信息透明的顾虑和戒心……它们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具有一定人生阅历和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政府和官员也像普通人一样有许多客观方面的难处和主观方面的不足。他们并不会天真到认为一切政治事务必须令自己百分之百地满意,真正令他们不能容忍的甚至也不是政治参与权利的阙如,而是知情权和发言权的被漠视和剥夺——如果政府要做某件事情不是出于官员的私利,那它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向老百姓说清楚呢?又为什么不肯认真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呢?这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朴素逻辑。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官员不愿意与民众分享的绝大多数“机密”中,其实未必含有什么贪污腐败的龌龊勾当。说到底,这还是受累于长期以来养成的高调政治的思维习惯,因为这些“机密”中的许多都是非常实际乃至“鄙俗”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利益算计,假如公之与众,不仅会损害政府长期来自我强化的高大全形象,还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阻力。官员有时候会形成一套与老百姓不一样的逻辑:这些事情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你们的理解能力,还不如不让你们知道,反正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情,所以问心无愧。然而,即便一件事情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也有一个推行成本的问题,民意的阻力便是其中最高昂的成本。
转变的迹象毕竟还是越来越明显。今年两会前夕和中间,我们看到不少政府高官有意无意地通过媒体向民众透露一些他们个人私生活和兴趣爱好方面的信息。其实他们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告诉民众,我和你没什么不一样。如果再引申一步的话,那就是:你的弱点和缺点我身上也都有,所以请勿对我抱不切实际的期待。
政治事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有助于大多数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形成客观和务实的判断,摆脱那种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逻辑,而后者恰恰是高调政治的必然产物。因此,它们未必会消解政治的公信力,处理得好还很可能是赢得理解和谅解的最佳途径——政府的最终诉求应该是把它想办的事办成办好,而不是使它看起来无人反对。
不过在现阶段,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主流媒体和人大政协等议事机构,成为连接政治与民众之间最有力的纽带。网络的特性决定了这种参与方式虽然直接而面广,但充满了无序、凌乱和扭曲。无论是作为一种倾听还是发言,目前中国老百姓的公开政治参与仍停留在“广场”层面,因而只是初级阶段,也是极不稳定的。下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突破口,为它打开一扇进入“会堂”的门。
这几天听到有一些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呼吁加强对所谓“人肉搜索”之类的“网络暴力”的管制,这足以昭示高调政治思维在我们社会是多么根深蒂固。我其实非常愿意相信,无论是林嘉祥还是周久耕都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辈,比他们更应该受到追查和处分的官员大有人在。然而,即使真的想为这两个“倒霉鬼”叫两声屈的话,恐怕我们最后不得不说,他们正是“高调门”政治的牺牲品。如果一个官员、一届政府、一种政治想要最大限度地免于受到“舆论暴力”的伤害,除了必须自身“行得正”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要把自己顶到没有退路的神圣高度。

写于2009年3月8-9日,节选发表于2009年3月14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