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理自然环境、数千年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形成了中国人相对稳固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自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人就试图分析、并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中国人之心理素质。这里，我们就根据前人的分析和社会现实，简单列举一下国人心理素质的主要方面。
　　1）中庸心态
　　儒家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中庸思想，有学者（如庞朴先生）甚至将中庸列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子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大概就是关于中庸的“经典”论述。中庸思想的主流实质上就是矛盾调和论：量度以取中，无过无不得，既不要做得太过分，又不要做得不够。该思想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着的“两端”，然而却企图用折衷的办法加以和解，借以维持旧质的规定性。
　　儒家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及中庸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执两用中”的矛盾调和论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心态之中。一个“中”字告诉我们：真理不在二者之一，而在二者之中。综观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庸心态的痕迹和表现，国人心理素质的其他方面也无一不受到中庸心态的影响。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壮中正”，终达“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处处都可以看到中庸思想的痕迹。中庸心态有助于国人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有助于维护一种已有的体系，有助于协调个体或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不利于抗争精神、英雄主义和竞争意识等精神思想的发挥和弘扬，致使中国社会少有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却多有逆来顺受的无限忍耐。对此，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
　　2）保守心态
　　一般而论（这似乎是规律）：越是历史悠久、曾经繁荣昌盛抑或曾经领导世界发展潮流的古老国家，其人民就更有保守心态。中国也不例外。更为甚者，中国至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又强化、固化和加重了这种保守心态。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老庄哲学，都有着浓厚的保守倾向，都表现出强烈的复古情绪，在对发展和未来的认识上，不是积极地向未来探求和努力，而是向过去比照和看齐；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需要来建造新的，而是根据祖宗之法向旧有的去靠拢。以儒家创始者孔子而论，他极力维护旧有制度，评价新制度合理与否，主要就看它是否与传统制度相符合、相一致。只要传统制度能被有效地继承下去，则社会不乱，天下有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老子》中有关小国寡民的论述也表现出了这一点。由于老子把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时弊归结为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知识的发展，认为“智慧出，有大伪”，所以他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样，他就想恢复到“结绳而治”的原始时代中去。在他的理想国中，国小，人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见，他的思想中也照样充满着非常强烈的保守成分。
　　总之，曾经辉煌的过去、至长的封建社会、独有的思想传统和特定的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中国人保守的心理特征。尽管法家者流也曾提出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终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
　　3）道德中心意识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重视道德精神修养胜过重视物质利益追求，重志而轻功，中国人也一直受着这样的教育，而且尤以社会上层阶级为重。就义与利的关系而言，一般来讲，中国人心态中重义而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左传》中提出的“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就以“立德”为首，也足见这种道德中心思想的痕迹。反过来，对物质利益的直接追求则历来难登大雅之堂。这样的意识表现在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有关行业等级划分的“下九流”观念就是这种意识的外化形式之一。在“下九流”（高台，吹，马戏，推，他子，背，修，配，娼妓）中，确有相当一部分行当与物质利益追求直接有关。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意识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讲，也非占绝对统治地位，他们要生存，务虚求名的思想对他们来讲并不实用，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孔子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只不过，由于在社会环境中道德中心意识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国老百姓虽非轻利，但也决不轻义；那种见利忘义的宵小之徒毕竟是少数。
　　客观地讲，道德中心意识既对社会发展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我们不宜全部否定或全盘接受。
　　4）内向、知足、克己、礼让心态
　　数千年来，“温良恭俭让”的楷模作用、“克己复礼为仁”的修养方法使国人具备一种内向、知足、克己、礼让心态。所谓内向者，就是人们不愿意痛快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情和精神体验，压抑自己的感受和内心世界，喜怒哀乐无形于色是人们心目中成熟、稳键的标志。如果这种心态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也许能养成那种“泰山崩于侧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良好的心理修养；但大多情况下是达不到那种良好状态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推崇情绪不外露，而不提倡它的反面。所谓知足者，就是人们乐天知命，安于现状，“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忧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均见《中庸》）。所谓克己，主要是克制自己那些与道德说教、与社会正统观念不相一致的地方，功能有二：一是使自己达到高的道德境界，致“仁”；二是每当自己与社会、与他人发生冲突时，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谓礼让者，内涵就更清楚：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多给别人留点余地。
　　应当说，上述心态对现代社会的成员社会化仍有一定的有利作用，并非全部腐朽。对此，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5）依赖、服从、草民、忍让心态
　　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天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礼教教条，使中国传统社会成员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有着很强的依赖和服从意识，缺乏那种认为自己有着不可侵犯因而应当捍卫的权力的公民意识，而那种认为自己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国家臣子的意识却很强烈，这就是草民意识。统治者认为他所统治者是草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而被统治者却也是这样认为的，一般而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依赖和服从。这种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难有民主气氛。依赖、服从和草民心态等心理特质，自然就酿成中国人浓烈的忍让心态：凡事能忍即忍，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一个“忍”字，使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特别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就特别能容忍众多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及其统治者。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外在反抗能力，便使众多已经完全丧失协调发展能力、但只要还能使民众苟活的社会制度依然能够苟延残喘。当年陈胜、吴广造反就足能说明问题，他们之所以反抗，是因为已经面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局面，是万不得已才为之的。呜呼！一个“忍”字，挽救了多少独夫民贼，也使中国社会走出了一个多么曲折的发展历程。
　　6）人治意识
　　与前一种心态相对应，中国社会有着浓烈的人治意识。从逻辑上讲，既然被统治者没有独立意识和人格，那么，统治者便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了。社会结构中，几乎没有为了体现公民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所制定的法律不过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罢了。正是因为社会基础的如此，所以，法律在行政权力面前，往往是俯首听命的婢女。人大于法在中国社会中是正常现象，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人的现象反而为人们以为是异常的了。传说中的包公坚持依法办案，铁面无私，他的所做所为不过是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可在中国社会中却历来为人们所倍加推崇和渲染，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制社会中的正常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人治社会中必然显得格外突出。
　　7）政治功利意识
　　我们前面曾经分析过，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官本位传统，因而，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强烈的“读书做官”意识。本来，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因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社会也应当按照这各种人才对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认可，做官、做学问、做教师、做医生、做律师等等，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都应当有地位。而在中国社会中则完全不是这样，它几乎只认可“官”这一种职业，结果，社会优秀人才都只有一种奋斗目标和价值选择，那就是做官。这种环境，造就了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知识分子）特别强的政治功利意识。
　　8）等级尊卑意识
　　在对第十五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曾经提到，等级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之一。“尊卑贵贱，各有差等”，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推崇并被社会成员认可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思想教导之下，中国人有着较为强烈的等级尊卑意识。这种意识的最大问题是将划分社会成员等级的社会性标准等同于自然尺度。一方面，社会按照出身、权力、财产等非自然的社会性标准来划分社会成员的地位；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本身也将这种划分看作是理所当然。这样，类似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永远不能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体现，每一个自然的人无一不被打上社会性的、非自然的烙印，社会内部也就难以形成健全的平等竞争的环境。
　　9）平均、求同意识
　　自古以来，“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地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摆脱过这种“患”的困扰），造就了中国人比较强烈的平均主义意识。必须指出，这种平均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主要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均等，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上；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则恰恰相反：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人生来就不平等，而平等却是奇谈怪论。中国社会的平均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按不平等意识确立的处在同一阶层、同一水准的社会团体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容易为人接受，而同一阶层的不平等却万难被人们认同。二是主要表现在对结果、收获是否相同的判断上，却不管人们为获得那些不同的结果和收获所付出的劳动是多么的不同。也就是说，人们容易忽视能力差别的大小，容易忽视勤劳程度和奋斗精神的强弱，却不会漠视各自收获的多少。这种性质的平均意识非常自然地就演化成为思维模式的求同性。所以，专打“出头鸟”的大棒子总是虎视耽耽地指向任何试图有所作为的人们，而“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信条又从原始动力上动摇着人们奋进抗争的信心。不能不说，这种思维方式压抑着人之潜力的发挥，妨碍着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
　　10）愚忠愚勇、英雄受制的观念
　　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心理上一直视忠勇为最高道德要求之一：身为人臣，必须忠于人主，否则便是大逆不道。这是因为在家天下的逻辑里，既然在家庭中不孝乃大逆不道，那么，不忠也就必然为社会所不容。
　　其实，忠孝本身并非有什么不对，关键是看忠孝到什么程度和忠孝的价值评判标准（即应该对什么样的人忠孝）。如若掌握不好这两方面的尺度，那么，忠孝就有可能走向其反面。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恰恰没有处理好这种尺度，过分强调应该忠孝，却不太注重应该对什么样的人忠孝。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约束下，在君权神授的精神信仰里，对君主、人主的绝对忠诚成为对人臣的最高道德要求。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人主，就应当对其忠诚，而且应当绝对忠诚。传统思想中虽然也有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告诫，但终未占据统治地位。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使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愚忠愚勇的“人臣”。
　　既然有愚忠愚勇在先，就必然有英雄受制在后。无论你是何等的英雄，只要你没有“神授”的君权，没有那“神权”，那你就只能对君主绝对忠诚，绝对忠诚，哪怕他是一个十足的混蛋和草包。更为甚者，在中国人价值评判标准体系中，就人之能力及其应被赋予的地位来讲，更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一方面，人们十分崇拜那些业务能力超群的豪杰（按照当时的社会要求来讲，这些业务素质就是高超的智慧和超群的武功），因为那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又认为这些英雄不能当领袖，他们只能在那些符合封建伦理规范要求的“谦谦君子”之驾驭下行事。中国人对其心目中的领袖似乎并不在意其业务素质的高低，而更在意其道德素质，或确切地说，更在意其言行是否符合封建伦理纲常的要求。这就是数千年来封建教育打在中国人身上的烙印。如果将愚忠愚勇与这样一种观念结合起来，英雄受制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了。
　　翻开中国二十五史，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受制于人，而且，由于领袖无能，还常使这些英雄落个悲剧下场。秦末楚汉之争，西楚霸王可谓一个英雄人物，却以悲剧收场；刘邦虽缺乏英雄性，却使大帮英雄受其驾驭，最终统领天下。如果认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那么三国时代，曹操对刘备讲“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其实，他们两个都缺乏英雄性。以刘备来讲，其文没有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武没有关、张、赵、马、黄的勇冠三军，却能使一代英杰为其鞠躬尽瘁。李世民是历史上的明君之一，文治武功均盛极一时，史称“贞观之治”，尽管后来人们竭力美化他，其实也实在称不上英雄。打天下时有其父庇荫，之后又有杀兄的不义之举，魏征的直谏居然也将他气得大叫“杀此田舍翁”。李广英雄否？却落得马革裹尸；李陵英雄否？却落得九族被诛，终生流落他乡；岳飞英雄否？却落得惨死风波亭。在民间通俗小说中也是如此。《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神通广大，猪八戒和沙悟净也算条好汉，可领袖却是懦弱、无主见、不辩是非的唐三藏。《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多数是真正的英雄，几乎惟独宋江最草包，可他却成了领袖……中国历史上和习惯上，诸如此类的英雄受制、英雄悲剧下场的场面实在太多。真悲哉！奇哉！怪哉！当然，人们也许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论证这种现象之“合理性”及其“必然性”。但无论如何，这一现象背后确实隐藏着一种愚忠愚勇、英雄受制的病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