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爱说“人的天职就在于探索真理”，不过，实际上人们更愿意采纳的方式是接受真理，而把探索真理的权力拱手让给导师领袖专家学者，于是，便形成这样的局面：领袖导师或专家学者替我们思考，而我们一般普罗大众则被动吸收经由他们思想体系和语言模式传授给我们的“真理”，而后照章办事等因奉此——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写照：劳心者，即是那些领袖导师学者专家；而劳力者，则是那些普罗大众寻常百姓。前者的任务，是把他们发现的“道理”告诉后者，并声明这是绝对真理永恒真理，必须世世代代坚持下去，几百年不动摇；而后者的任务则是不容置疑全盘接受，而后牢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贯彻执行，不打折扣。二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齐头并进，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倒也不复杂：首先，真理探求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恩格斯有所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不惧艰难沿着陡峭山脉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如果照中国的形容，则这真理探索之路，有如《西游记》中描绘的西天取经之路：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不碰上数不清的妖魔鬼怪，无法取得真经。其次，坚持真理是一个危险举动。真理往往是对世俗看法的反动，因而世俗力量对真理的反击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因为坚持真理而惨遭迫害的事例史不绝书：外国的布鲁诺，中国的张志新都是显著例子。最后，还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垄断了对真理的探究和解释权力——所谓“官大真理多，权重道理大”是也。我们姑举一例：在明朝，皇帝训诫臣民的文辞，是无需字斟句酌，可以信口开河的，而这种最高指示一旦颁发，“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风动草偃，晓然如推赤心置人腹中”。在《国史经籍志》中制书共有238种，其中“御制”是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撰写的，“敕修”是下令笔杆子编撰而由皇帝赐序，总数约有200种。这些制书的内容，主要教育臣民遵守法纪，或公布法令和礼仪制度，还有教育功臣，不得恃功凌法，外戚不得仗势破坏法律，教育皇子皇孙皇后要勤政爱民，善保帝业。藩王必须与中央保致一致，安份守己，应将祖训恭录于府内墙壁上。皇帝亲自注的四书五经，往往也作为制书颁行，如《御注〈论语〉》、《孟子》节文》等。全民务须遵守的《大明律》，文武百官必须牢记的《臣戒录》、《诸司执掌》、《为政要录》、《省躬录》、《志戒录》等。这些制书用来齐一民心，统一思想，巩固皇朝的统治，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教材。制书中影响最大，震动全国者，当推《大诰》。内府刊行《大诰》初版本时，朱元璋严切训示：“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续编》颁行时，又重申前令：“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布天下，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在出版的《武臣大诰》序中，要求军队中官兵及其家属也须“人各一册”；且又规定《大诰》是全国学校的必读书，“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可谓开后来“家家藏红宝书，个个背语录本”之先河。既然真理探求不易，坚持甚难而又被统治者视为禁脔，很自然，社会其他阶层也知难而退，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天赋人权拱手相让——“皇天圣明，奴才有罪”的真理垄断与接受被动的局面因此形成。
    存在的未必合理。这种领袖导师学者专家垄断真理探索权和解释权的局面，在让一般百姓省却探索和坚持真理的艰苦麻烦和可能由此带来的灾难的同时，也使得这种被专门集团垄断的所谓“真理”迅速变质，原因是： 
    首先，领袖导师的最大追求是自己统治的长期性跟无法挑战性，而绝不会是什么虚无飘渺的真理。因而，凡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他就大力提倡，于自己统治不利的，则拼命打压。就拿前面提到的明朝来说吧，《孟子》本来是一本有利于统治集团真理有限的经书，可朱元璋却因为孟夫子书中有好些对君上不敬的话而大发脾气，在《武臣大诰》出版后，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颁发《〈孟子〉节文》，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含有古代民主气息的85条内容如数删去，编成节本。后来有人替孟轲求情，说他虽讲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还是对维护皇帝至高无上地位有好处的，才恢复了他在孔庙里受配享的待遇。经删定的《〈孟子〉节文》稿本，为当初已七十三岁到集庆(南京)投效的刘三吾整理而成，现在还可在国家图书馆书库中找出来。
    其次，那些所谓专家学者，实际上也很容易沦为为统治者服务而换取好处的利益集团——换言之，他们的天职已不再是探求真理，而是谋取自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给一般民众传送真理，那就几乎是在指望公鸡下蛋母鸭上树了。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存在，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具体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是不存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永恒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在一个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精神上也必然上统治地位。”
    因此，我们社会如果希望真理不变质不成为其名称的反面，唯一的选择就是：一般民众放弃被动接收所谓“真理”的依赖思想，将探索真理和把握真理的天赋人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就是不承认任何人垄断真理的权力。人类对真理的掌握，与权威、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权力，都有检验真理的权力，都有对一切说教证实或证伪的权力。
    我们所以坚持一般民众都有探索真理的天职而不只是被动接受真理，其理由起码有这样几点。首先，真理无法穷尽，无法穷尽的真理当然也就不是某一些人才能掌握和解释的，我们只能集中全人类智慧无穷逼近真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是真理占有我，不是我占有真理。”其次，真理无处不在，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在屎溺”，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既然真理无处不在，当然也就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探索真理，也应该探索真理。最后，还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平等不仅是指人们在面对真理时，没有权力身份之分。更是指人们在探索真理时完全平等，没有谁能垄断真理，也没有谁能垄断真理的阐释权。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位真理探求与坚持者。他反对教会所主张的圣彼得和阿奎那的权威，否认教会所认可的教宗权力、教父的权力；认为只有《圣经》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根据和评判的标准。而教会的基础则建立在教宗、《圣经》和教父的三大权威之上，尤其是教会一向主张教宗权力至高无上、永无错误。因此似乎就构成了路德站在《圣经》一方，而与天主教会其他权威对抗的情势。而其实争论的实质还不是《圣经》的最后权威，而是解释《圣经》的权威。路德反对由阿奎那所奠定的教会教阶制度，以及天主教会垄断《圣经》的解释权，他主张平信徒与教士信仰的平等，他们同样都有权力阅读《圣经》而得出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作为一本大众的的书，就使得德国人拥有自己信仰的可能。不过，虽则路德宣告了每个教徒对于《圣经》的解读权，但在路德其实也有其认可的传统即圣奥古斯丁到唯名论的传统，路德对于《圣经》的解读也是以保罗的因信称义为整个《圣经》的枢纽，只是它决绝的姿态表现出了与传统的断裂。而我们依然隐约可以看到从圣彼得与圣保罗开始的基督教两大神学传统之争。 
    今天，随着新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般大众探求真理和维护真理的可能与途径也在日益扩大。譬如，“互联网式的民主”就打破了传统的“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在传统社会中，一般都操持在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手中，而这种情况在所谓“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大行其道。其主要特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领导说了算，都是绝对真理，容不得半点怀疑、置疑，社会中的少数人绝对“垄断”了占有“话语”的发布“发布权”和“解释权”。过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经常犯错误？原因自然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跟这个“社会少数人”占有“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有关。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式的民主”就能够有效打破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必须绝对遵循的“法则”，去打破“社会少数人”绝对拥有的“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而且在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也算是科技进步与真理探索之间良性互动的一个典型例子吧。 
    在我们中国，先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将究竟什么是真理探索，什么是真理接收做了生动说明。顾炎武在《日之录》中有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钱，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以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这里的“采铜于山”基本相当于“探索真理”，其结果是收获无限而质地精良；而“买旧钱”则相当于“接受真理”，结果却只能是“所铸之钱既以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在《韩非子》中有“郑人买履”的故事“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谓曰：‘吾忘持度!’返归取之。及返，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那些不自己探索真理，却一味接收他人传播真理的人们，跟这个“宁信度，无自信也”的郑人，不也一丘之貉么？ 
    要之：所有的真理都是探索来的。如果想偷懒，只被动接受真理的话，那你接受来的——大多时候——只能是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