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胡锦涛在首尔坦承中国今年遇到诸多考验：内有雪灾及地震灾害，外有国际金融动荡、国际粮价油价上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种种不利因素的汇集，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压力”。

紧锣密鼓应对的同时，汇聚全球目光的北京奥运会又如期而至。连串挑战，迫使中国放缓了早应推进的诸多改革举措。不出预料，包括股市楼市在内，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并未借力奥运而告别低谷。相反，各种成本节节攀升，全球不景气持续加剧，已对依靠外需与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旧模式，造成空前冲击。而以瓮安事件为警示，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中累积起来的大大小小社会矛盾，由于缺乏通畅的制度解决路径，也在星星点点发酵、释放。

自经济而社会，从司法到政治，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关口。极不平衡的利益结构正日渐固化，对有着巨大就业压力的中国来说，不要说倒退，连等待都是危险的，而推进改革，则极需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

并非没有行动。在经济领域，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提高中小企业所得税免征额；央行建议民间借贷合法化；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在政治领域，有广东的思想解放；有各地的政改探索；有贵阳四区县委书记公推竞岗。种种措施密集出台，既包括适时的微调，也可见到顺势而为的制度变革。

后者正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希望所在。“危机催生性改革”很可能成为中国改革攻坚战的基本模式，只要政治家善加利用，审时度势地做出决断，有望将处于利益纠缠中的改革，往前推进一大步。

中国的改革，早已过了皆大欢喜的黄金时代。任何实质措施的推进，都很难不经利益各方充分博弈而轻易达成协议。确认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地方政府与地产商的收益就要相应减少；增加一成资源租金，垄断国企的利润报表就将减少一分光鲜；下决心改革资本市场，肆无忌惮的圈钱与内幕交易就没了着落；建立真正有效的工会，老板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工资与福利成本；民间社会越强大，缺乏约束训练的官员们就感到越不自在。

然而，农民土地收入与工人工资收入增加，不正是提高内需、促进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建立一个健康可持续的资本市场，让国内的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既有助于解决养老难题，更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治本之策；让国企回归公共定位，不与民争利，则可从源头上维护市场内部的公平，斩断公权力与部分官僚之间的利益输送渠道；至于抗震救灾与奥运会中频频亮相的志愿者大军，难道不是政府最有效率和爱心的“亲密友军”？

有些改革措施，由于触犯一些强势集团，往往不易推行。即便勉强推出，也常常行之不远。反垄断法的教训即是殷鉴。好在，国资委8月10日表示，奥运之后，国有企业将加快改革和重组，相当一部分不属于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企业，或进入市场竞争。诚如此，则市场边界就将不断扩张，权力巨手或能逐渐克制。

真正的市场体系，奠基于个人财产权利的明确界定，成型于自由自愿的市场交易，内在地要求行政权力的归位与独立公正的司法裁决。只有公民的财产权利获得足够尊重，民企经济权利得到充分承认，自由丰富的社会空间才能有效拓展，各阶层方才有机会避免更深的断裂，走向多赢。

熊熊奥运之火已然熄灭，中国的改革之火，却急需添薪。正如胡锦涛所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运的是，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国内民众日益走向理性、成熟，国际社会也对中国予以充分肯定，北京奥运会传递出的诸多积极信息，足以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集中精力放手展开一场攻坚战。全方位转型的压力与社会期待都已成熟，大手笔改革的宝贵时间窗口，正悄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