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两个不同场合听两位不同朋友谈到大师：
　　大约一周前，一朋友对我语重心长：中国不产大师，至今本土没有诺贝尔奖得主，因为中国目前没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学术思想欠缺自由。
　　大约两月前，一朋友对我侃侃而谈：中国历来少有大师，相对而言，西方群星璀璨。朋友脱口而出好一些大师的名字：柏拉图、莱布尼茨、黑格尔、康德、歌德……
　　前一位朋友所说属实，中国眼下的确学术思想欠缺自由，虽然标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实际上有禁有忌有删，写博客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点，我一篇题目叫“中华文明从此站起来了”的文章就在凤凰博客上不能正常显示。
　　但学术思想不自由不一定就不产生大师，正如学术思想自由不一定就产生大师一样。从历史经验看，真正的大师的诞生往往非线性，出乎意料，超越常规，冲破环境和土壤。在谈到大师时，常常要提到一定的越前性，据称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先生就曾谈到大师往往超越当时人十年。既然可以超越一定的时间，为什么就不能够超越一定的土壤呢？
　　从思想深度看，真正的大师更应该尽可能超越时空，思考大本大源，追求普适，乃至永恒，与一般的所谓土壤何干！从历史经验看，大师所思考的问题的确相通。比如柏拉图与康德时间上相距两千多年，但他们思考的问题就完全相通，特别是在哲学论识论这一块。
　　单纯就土壤言呢？史太公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牛粪里面长鲜花，不明摆着超越土壤吗？
　　后一位朋友所说在某种程度上属实，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确群星璀璨，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而且动不动就创造体系。比如在十八世纪中到十九世纪上的近五十年间，德国差不多并存五大哲学体系，代表人物分别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一个个都体系非凡。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与西方思想史一对照，中华思想没有史。历史学家夏曾佑就表示：“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褒着说，可能是中华民族发现了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朱夫子还真表示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贬着说，中华民族甚荒唐，不思想，拱手把思想交于一人，按帕斯卡尔的说法，放弃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力。
　　不仅思想无史，就是纯粹的应用科学也是如此，这就是中医。自中医发觞以来，几乎就静止不动；相比于西医的不断进步，“初一十五不一样”，中医简直就是太阳，活生生一幅“绝对真理”的圆满架势。一部分人士对此甚不满意，说中医根本就不具备作为科学最起码的品格，但就是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有效！事实上，如果不是疗效说话，中医早已经被人活活踹死。
　　但这是不是就表明中国历来少有大师呢？问题论起来有点大，比如就中医而言，就涉及到一大根本问题：究竟什么是科学？长话短说，首先想提请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总体上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创新的意识、打倒权威的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一点在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中尤其鲜明，它不但提倡打倒偶像，而且还坚决打倒自家的偶像，包括佛和祖在内，信奉的是“教由魔主，佛由自做”，用马克思的话讲，是要把人彻底解放成为人。元末明初著名的万峰时蔚禅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凡参禅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静坐，忘形死心，沉空守寂，昏沉散乱。须是抖擞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脚，剔起眉毛，咬定牙关，提起话头，立地要知。分晓不得，今日也恁么，便就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上大起疑情，疑个一归何处。即将此一则公案，尽平生气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铁扫帚相似；佛来也扫，魔来也扫，邪来也扫，正来也扫，是也扫，非也扫，有也扫，无也扫，扫来扫去，扫到无下手处，无著力处，正好著力，无扫荡处，正好扫荡……
　　——一往无前，怀疑一切！既然大力提倡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中华思想为什么一直没有史呢？为什么竟至于原地不动呢？为什么竟至于一点儿创新也没有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情势正好比李白当年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禁不住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代大儒朱熹就曾明确表示：“圣贤言语尽多了，前辈说得分晓了，学者只将己来听命于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说的行出来，便是我底，何必别生意见，硬自立说，此最学者大病，不可不深戒。” 为什么要为创新而创新呢？进一步，我们还想问一句：谁规定了科学就必须不断进步呢？
　　时人动不动就讲普适和永恒，但究竟什么是普适和永恒，我们并没有深思，更没有从普适性和永恒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华哲学，包括中医药在内。但古圣先贤自信旦旦，《中庸》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说狂妄，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狂妄的表白，它在全维度上狂到极点，尤其在时间上更是大举入侵未来，狂到一百代以后，“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这不正是真理与理性所要求的普适和永恒的品格吗？
　　如此一观照，西方思想史是不是大可阙疑？褒着说，西方思想一路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贬着说，西方思想一弯小月，初一十五不一样，缺乏理性的品格，更没有“止于至善”的从容和圆满。自然而然，所谓的群星璀璨或大师云集亦付阙疑，兴许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呗，有什么了不得！总体上，可以负责任地讲，在中华思想面前，西方哲学——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在内——有点小儿科，所谓大师或许都只是小旦而已！
　　两位谈到大师的朋友，特别是后一位朋友，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他清楚地知道大师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学问，是什么样的人。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谈到大师的人都自认为知道大师什么样，胸中有数，甚至有模有样。
　　——这是一种最流行的谬见！就像真理一开始都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一样，绝大多数人也并不知道大师什么样。最直白着说，我们不是一直翘首盼望着大师出现吗？但即便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大师摆在我们面前和中间，我们也根本认不得，因为绝大多数人缺乏鉴识大师的学识和修养！佛家有一个说法，叫“唯佛与佛相知”。翻译过来就是：只有大师才能鉴识和发现大师！
　　古已有之，法利赛人一直在拜神，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求神，念兹在兹，中规中矩，一片冰心在玉壶。可活生生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身边和中间的时候，却没一个人认得，尽管基督想千方用百计予以启发，但法利赛人还是认不得，以至基督受尽逼迫，最后成全于十字架——这可能是世界上对“叶公好龙”的最好注解！
　　于今为烈，心理学家曾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例作过一实验，首先找到若干著名大学的著名作者撰写的论文，然后把作者的姓名改为不知名的人的姓名，把作者的单位也改为一个不知名的单位，重新投给那些以前发表过这一些文章的期刊，结果呢？进入正常评审程序的文章90%被退了稿——我们的势利就是如此卓越！
　　再举一个例子，在物理学上，马克·普朗克应该算位大师吧，他不但是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且也荣膺191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事实上，早在1878年，普朗克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思想，但慕尼黑大学学位委员会的物理学家们一致反对，群起而攻之——大师在哪里呢？普朗克后来愤愤不平地表示：“按照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而使其理论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所谓“普朗克科学原理”。
　　那平常我们为什么能够谈论大师，并且也像后一位朋友那样，脱口而出好一些大师的名字呢？不客气地说，这只是鹦鹉学舌而已，别人比如教科书说某某是大师，于是我们也就跟着教科书称某某为大师，并不表明我们就真切地知道大师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学问。跟着教科书称某某是大师，与鉴识乃至发现某某是大师，差别悬如天壤，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像一个初中毕业生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但不能说就有了牛顿的智慧一样。
　　怎么样超越鹦鹉学舌呢？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方法，老人家称之为“重新发现一遍”，即在学一种理论时，假设自己就是理论的创始人，怎样从最原始的材料出发归纳和演绎出理论来，如何使理论在逻辑上更严密和完整。针对教科书和新理论的问题，茅老特别写下这样一段话：
　　学一个理论最犯忌的是不愿意承认它，一味地挑毛病。这是普通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当一个新理论由一个不出名的小青年提出来时，往往难以被承认，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这个理论已经树立了它的权威性，写进了教科书，命运就不一样了。所以一般人对于权威性的理论，总是肯定它是对的，学了就学了，也不打算向它挑战，或者说重新把它再发现一遍；对于尚未建立权威的理论，一味挑毛病，想方设法抵制它，最后自己没能学到任何东西。导致这种可悲结局的原因，就是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不对。（茅于轼著《微观经济学十讲》第3页）
　　俗话说得好，“学来的歌儿唱不得”。“重新发现一遍”的读书方法之所以大有意义，即在于它要求一个读者超越简单的学，而是尽可能去发现，进而就可能还原到最初发现者的情境，甚至发现最初发现者的不足。超越鹦鹉学舌，可能必须走重新发现的路！
　　就像大师一样，或者说，不只是大师，我们谈论的很多东西都是依附在教科书或别的权威之下，自己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表面上懂了，实质上不懂；看起来懂了，问起来不懂；初一想懂了，深一思不懂，都是在鹦鹉学舌，都需要去重新发现，就包括被我们叫得成天价响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乃至市场，甚至科学。
　　怎么办？以不变应万变！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由朱夫子题给岳麓书院、后由毛主席转赠给中国共产党的四个字：
　　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