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腐败就像孪生兄弟，总是相生并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说：“没有任何政府能对腐败免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新加坡也曾经历过腐败肆虐的日子，但如今的新加坡却能在国际组织的清廉排名中经常名列前茅，廉政建设世界闻名。该国能在与“腐败怪圈”作斗争的过程中成效显著，独立且“大权在握”的反贪污调查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光耀树起强势反腐大旗

　　“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这是新加坡反腐掷地有声的口号。

　　上个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加坡和许多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

　　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直到1952年之前，新加坡的所有腐败案都是由警察局的一个很小的部门———反贪污小组负责查处。可以想象，在人手不够和腐败横行的情况下，这个部门就像风雨里的小船，根本无法驾驭腐败的狂风怒涛。

　　1952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局徽章是一朵荷花正中间穿出一把利剑。荷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利剑表示“威严与公正”。但是，反贪局创建初期，由于民众怀疑，担心遭到报复，再加上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贪污调查局并没有发挥很大功用。

　　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总理李光耀誓言与腐败决裂，并授予反贪污调查局莫大权力，这才真正让反贪局成为新加坡反腐利剑。

　　反贪局可直接执法逮疑犯

　　1963年，总理公署接管了反贪污调查局，这就意味着，该局不从属任何部门，局长由总统任命，只对总理一人负责。

　　李光耀意识到，反贪污调查局初创不利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法律支撑。1960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该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这为反贪污调查局开展反腐斗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反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极大权限。反贪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

　　根据《反贪污法》，反贪局拥有莫大权力———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有权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有权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有权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和雇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

　　此外，反贪局甚至有权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暗地调查其活动。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公务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曾为新加坡建设立下大功，深受李光耀器重。但反贪污调查局经过调查发现他曾受贿4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并希望李光耀帮忙压下此案。李光耀闻讯后怒气冲冲，说，“我帮了你，我们的党就完了！”郑章远最终畏罪自杀。自杀前，郑章远留信给李光耀，称自己是“用自杀来表达对法律的尊重”。李光耀虽为老部下扼腕叹息，却仍然强调，“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此事对新加坡官员震慑巨大。反贪局也成了该国公务员头上时刻悬着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被反贪局请去“喝咖啡”，滋味绝对不好受，后果也很严重。

　　反贪污调查局“反腐精英”仅有90余人，他们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前者由四个调查小组组成，专门负责调查工作。而后者则是情报部门，负责收集资料以支持行动部调查。

　　独立且权大的反贪局在反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一名在监狱工作的警员，只因帮犯人买了条香烟收受15元“好处费”，被查出后被判徒刑3月。

　　反贪局推动社会“反腐共识”

　　独立反贪局的存在也推动了新加坡社会“反腐共识”的形成。有这样一个事例，一次，一名警察查处违章车辆，车主向警察塞钱希望免责，但警察一边拒绝说，“你不要害我”，一边再给车主加上一条行贿罪状。

　　每年，反贪局都会提交反腐报告。该局每年也会接到民众近千起投诉和检举。这也锻就了贪污调查局快速断案的作风，从报案到移交法院最快7天就能完成。

　　由于具有极高权限，反贪局调查可以触及任何达官贵人。李光耀本人也曾经受到指控，称他和儿子李显龙买房收回扣，消息出来公众大哗，当时的总理吴作栋立即下令调查。后经调查发现，所谓“回扣”只是正常商业行为。对此，李光耀欣慰地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人能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