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日前宣布，5个流域限批地区第一批获得解除限批，此举意味着国家环保总局实施的流域限批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却撰文指出：“‘流域限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各地的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十年关不了的污染企业被关了，一大批‘土政策’被废止了。但我们高兴不起来——解除限批之后呢，那些治污设施会不会真正运营？新上的项目会不会履行环保承诺？那些没有被限批的地区会不会以此为戒？”

　　这位个性鲜明、敢言的官员在这篇题为《告别“风暴”,建设制度》的文章中说，“四年以来，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区域和流域限批为扫除污染沉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在于，它让人们看到了制度建设的迫切和必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扭转目前环境保护的困局，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绝不能仅仅依靠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有效，但也有天生的弱点，就是“阶段性”“短期性”，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认真总结成效，发现问题和不足，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归纳提炼出来，使之上升为制度甚或进入法制框架，应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和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要将国家保护环境的意志转化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全社会的积极行动，必须以完备而有力的长效制度体系作为保障。

　　如何建立完备而有力的长效制度？潘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容量总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再按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不同的经济政策。该涵养生态的地区考核绿色指标，该发展重工业的地区考核GDP，该搞第三产业的地区考核高技术附加值。当然，最重要的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生态补偿”，“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最后是加强中央监管能力……期望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高级别协调机制，组织统一的监测和执法。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亟需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提出，环境保护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其意也在于要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制度。前一阶段，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国家环保总局也表示，将以绿色信贷政策为契机，联合有关部门，陆续在证券、保险、进出口等领域建立环境政策，力争在4年内初步形成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是，正如潘岳所说，“环保是一只小小的麻雀，剖开它，看得到中国所有的沉疴。在它身上，也可以试验所有治病的良方。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环境与市场机制、环境与社会公平、环境与公众参与、环境与文化伦理……重建环境治理体系，其实是重建社会体系与核心价值的过程。由此引发的种种曲折，既是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角力，又是现代文明和体制现状的碰撞”。只希望，在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之后，我们能看到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