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题目是《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题目我觉得不太贴切，因为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我们是正在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因为好几代人为此而努力，到现在才看见曙光。所以我们很需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走得更顺一点。

　　我对后发优势的体会，主要是后发国家可以避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犯前人的错误，吸取人家好的经验，使得路走得更顺一些。所以我很赞成在大国崛起前面讲的一句话，是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星辰。

　　有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做得比较好，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增进得比较快。一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二是民主和法治；三是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四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民主和法治可以看成是两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经济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就是市场配置，一种是计划配置或者叫行政配置。

　　但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混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差距，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只要是商品或者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的。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多少都经过重商主义的阶段，重商主义代表了企业。但问题就在于重商主义的政策能给国家带来长期的繁荣吗？

　　重商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强度的干预，另外就是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发展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

　　许多国家确实在发展初期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葡萄牙、西班牙就是。重商主义大概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是让葡萄牙、西班牙发展很快，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此外重商主义还造成严重的腐败。

　　其次，是民主与法治。可以分开来看，因为法治和民主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

　　实行法治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个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法治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人们最近也有议论，有人说，有法治就能够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实时间可以先后、重点可以不同；另一方面，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要保证法律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且要保证法治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没有民主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这是人文思想的基础，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那么科学和文化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我们现在讲增长模式转变，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这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理论科学，或者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应用、技术的普遍运用。而基础科学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文艺复兴后来的思想运动所打下的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的进步对我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真正走向社会的稳定，持久的繁荣，都有一个基础，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哑铃形的社会，中间阶层是非常弱小的，即使到了近代开始，中间阶层，或者叫中等收入阶层，开始壮大，但是总的来说人数还是非常少的。这个情况在20世纪，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增长模式转变以后，专业人员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人数增加，社会地位提高了。所以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橄榄形，而这个中间阶层其组成人员是专业人员。

　　在一本书里讲了一个数字，美国劳动力总人数1900年是2900万，1970年是8000万，其中体力劳动者1900年是1000万，1970年是2900万，增加了190%，白领工人在1900年是500万人，1970年是3800万人，增加了600%，白领工人的总人数比蓝领还多。

　　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所以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非常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

　　（演讲者为吴敬琏，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徐以升根据吴敬琏在“200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