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表明，民主政治建设是农村发展的突破口。

　　社会安定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然而，一个社会如果存在利益集团之间的结构失调，存在弱势阶层，社会安定和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性这两方面就会存在问题。这个时候，政治的进步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任何社会都会有利益集团的分野，利益集团之间也会有冲突；可怕的不是冲突，而是有没有什么解决冲突的有效机制。好的机制最重要的是三点：第一，集团之间要互相了解，如果一方有了潜在压力，另一方干脆一抹黑，那就危险了。这种信息极不对称下的博弈，至少有一方要犯错误。第二，冲突的各方可以坐下来对话，可以相互妥协让步。第三，最好有一个超脱利益关系之上的“仲裁者”，如果对话出现麻烦，这个仲裁者可以发挥调和作用。发展民主政治不过是给这种机制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中国农村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都越来越觉得问题不小，但我们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好对策”！可这个“好对策”又常常“落实不了”，连农民也以为，中央政策好，让下面的“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

　　怎么办？好像有两个办法可以使用：

　　第一，通过诸如“加强监督”这样传统的办法，使基层干部“与中央保持一致”。这个不灵。口号可以喊得山响，问题不易得到解决。可以接受基层的抱怨，不下达“政绩指标”，甚至可以免掉农业税和其他涉农税，但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不会有根本缓和。信息扭曲非常严重，使得中央政府掌握情况很难，因此要不犯决策错误也很难。好的制度是尽可能少监督的制度。中央政府没有三头六臂，若事事监督，哪能监督得过来？

　　第二，让基层干部在农民的压力下，主动放弃错误的做法，认认真真地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也不行，因为农民的压力在多数基层干部看来并不重要，或者算不上什么压力。农民要上访，那只是高层政府感到压力，基层干部一般不会有此类感受。高层政府会设置“政绩指标”来约束基层干部重视农民的上访，但这一做法常常会使基层干部想办法去堵农民上访，而不是解决农民的问题。

　　这第二个办法行不通，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政府就是乡村干部。在中央政府那里，自己的政策也要通过乡村干部来落实。毋庸讳言，在一些地方，由于多种问题久拖不决，要农民信任干部已经很难。农民对干部不能奉公守职所造成的利益损害，所能采取的办法几乎只能是“上访”。高层政府对基层干部的控制，几乎是鞭长莫及，所以农民通过上访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是九牛一毛。农民对上访也正在失去信心。除非闭目塞听，否则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然而，希望就在眼前。我们创造的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在一些搞得好的地方，已经发挥了稳定社会的作用。选举的意义倒不在于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人”，而在于解决对话问题。农民容易相信自己选出来的人，如果不相信，他也可以寄希望于下一次选举改变局面。选举让农民学会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制度，而社会稳定必须仰赖这个制度。对地方政府来说，与农民选举的公务员对话，要比对一个一个的农民对话容易得多。对中央政府来说，村民自治制度也大大减轻了自己与基层政府的协调控制成本——原来要管许多事，现在主要是管一件事：维护选举秩序，制裁选举违法活动。

　　可是，这样一个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关联的制度，推展并不顺利，还似乎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以私见，这件事情上的困难天大，也不应该大过中央政府稳定社会的决心，不应该大过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