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自古就有“乱自上作”的判断。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集权的社会制度下，顺民们是没有作乱条件的。乱自上作的道理也十分简单：集权体制下，握有社会最大资源的是当权者，其他的百姓不过是他所控制下的顺民而已，并没有作乱的直接条件的。只有当利益的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深深触及了百姓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生存的可能之时，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这即所谓“官逼民反”是也。官逼民反，正是乱自上作的写照；贪污腐败，却正是官逼民反的根本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乱自上作”的判断。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集权的社会制度下，顺民们是没有作乱条件的。早在专制集权社会建立之初的秦朝，对下梁的严厉打击、残酷镇压就没有断绝过，多少朝代，“路人侧目”、囚徒押犯塞于路的壮观景象不断再现。

　　但是，即使如此严格的律法和执法，并没有杜绝每个朝代的最终崩溃。于是，经过了血的教训，有人就总结出来“乱自上作”这句经典的话。

　　乱自上作的道理也十分简单：集权体制下，握有社会最大资源的是当权者，其他的百姓不过是他所控制下的顺民而已，并没有作乱的直接条件的。只有当利益的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深深触及了百姓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生存的可能之时，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这即所谓“官逼民反”是也。

　　由乱自上作到官逼民反，其间存在明确的逻辑关系，所谓“先有因，后有果”。如果故意看不到，或者强行在官逼民反之“反”上做动作，只会带来暂时的安逸，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水浒传》上各位英雄豪杰大都被官逼民反的，官军们连续出动精兵强将，童贯兄、高俅兄都出面了，这些可是军委级的人物，但在草寇们的反击下，一败再败，也未能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消除乱的目的。“梁山泊三败高太尉”，其根本原因在于梁山草寇们的正义性，有民心支持，才使得他们的军事斗争硕果累累。而民心，却正是“乱自上作”给毁掉的。

　　也许李闯王、张献忠的军事斗争更能深刻说明问题。中国的顺民，在没有巨大的灾难之时，求的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东方小农经济生存方式，政治和权力，对他们而言，是朝廷的事，官老爷的事，其实跟他们是不相关的。但屡屡发生矛盾，却正是这些“官老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疯狂盘剥的结果。“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大熟之年的百姓尚不能过上真正的小康生活，何况大灾到来之时？因为官们的剃头，从来都是惯性的，没有约束的，天灾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极具破坏性的造反每每发生在大灾之年，并且形成恶性循坏，就有了深刻的道理。

　　官逼民反，正是乱自上作的写照；贪污腐败，却正是官逼民反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的中国是个贪污腐败的大国，每朝每代，都结果在这个深深的原因上。即使面对外寇的侵略，而最终亡国，险些导致灭种，根子上说，也是贪污腐败造成的。宋朝是个典型的例子。北宋时期，因为官吏体系的庞大，各地转运使的运转，导致了地方上官员们新开路径大贪特贪，老百姓其实要交双份的税费来养活国家和官员，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官逼民反，至少也是个“仇官恨官”。失去了民心，出现社会的动乱是相当简单的事情，东汉时期巨鹿人张角不过用了一点邪教的手段，就挑动了天下大乱，直到把东汉政权送进坟墓。

　　腐败为什么总是成为可能呢？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因为高高在上的官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推出名为国家朝廷的各项政策，但在其政策的出台和执行中缺少决策的社会普遍性和社会监督效果，都在其执行中被变了调，成为了官们贪污腐败的借口了。搭车收费和巧立名目、偷梁换柱自古以来就是贪官们手中借大旗行舞弊的利器——比如《陈州放粮》中的包勉，就通过对粮食量具的动手脚，来实现贪赃枉法的——，而这类恶行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就是这些原因么？更何况中饱私囊、疯狂挤占这些明显违反朝廷法度却得不到整治的事情了。

　　集权体制下的腐败，成为这种体制生与俱来的残缺，无论你怎么治理，都无法避免它的产生、壮大和发展。一部《潜规则》论述得深刻，通过对明朝制度下的腐败透视，深刻总结了腐败产生的基础。正是体制的残缺，才导致了制度性的腐败，才最终造成了社会动乱，才结果了各位皇兄皇弟的小命的。没有想死的皇帝，但最终不得不死，就如崇祯那样的有为者最终也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妃子和女儿，煤山上一根绳子完蛋也逑，个体的努力，终归打不过制度的强大，这才是整个历史的悲剧意义所在。

　　各朝各代杜绝腐败的手段不少，明朝开国皇帝甚至使用了剥皮、挖眼等等严酷的手段，也未能最终制止腐败的蔓延壮大，其间原因何也？曰：没有监督的行政，是单向的权力布局，对民心民情的误读，导致了对社会真实情况误判，最终导致了对贪污腐败治理的慢半拍或者无力、无根据，才是集权制度一直无法克服的痼疾所在。

　　因此我们想到了目前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问题和对其治理问题。依靠明君来他个“新权威主义”，借希望于严酷的打击灭火，真的会有用么？不见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与其靠一个人，不如靠大家伙齐心协力，通过制度建设，也就是法治建设，最终达到社会化的管理，才是最终解决贪污腐败之道；也因此，必须明白腐败作为中国最大的乱源，如果不治理，说会造成多大的后果，都是有道理的。看看嘉禾拆迁、铁本问题，等等“乱自上作”，失去制度约束的权力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都成了制度化的腐败了，都让人们想象成“这个制度就是支持腐败”这样的恶意程度了，这些可悲的现象，难道通过“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就能彻底解决的么？

　　呵呵，别走历史老路了。还是温总理那个政改三目标让我心动。唯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消灭，中国最大的乱源才能消除，中国的现代化和小康、大康才能最终成功。中国的事情，要坏就一定会坏在腐败上，“唯有内部的乱，才会造成社会的乱（有伟人说，“中国要乱只会在党内”，大意，记不得了，抱歉）”，这个判断，真是发人深省。

　　我们的畸形发展速度太快了，太不协调了，该减缓、平衡一下了，现在的矛盾积压已经到了临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