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苏州市出现了‘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前后近百人，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处分。”——这是一年前一些主流媒体套在苏州政界头上的一个光环。然而，就在光环光芒四射照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时候，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因“违规发包工程并从中受贿、违规批地并从中渔利、挪用资金并助子牟利”三条罪状被“双规”了。有消息说，姜的涉案金额从9000万到1.4亿不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腐败涉案金额最大的落马贪官。还有媒体言论说，姜人杰被“双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贪官和腐败案件将随之浮出水面，一个个腐败分子将露出“狐狸尾巴”——“百官共廉”变成了“败官攻廉”，廉政神像轰然倒塌。

　　苏州政界用什么养大了这么大的一个腐官败官？苏州政界不是有三条廉政经验吗？一是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人权力；二是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公开、透明；三是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干部的廉政自觉性。20多年来，苏州市不是出现了“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吗？为什么一下子就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腐败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分子呢？这到底是谁树的典型？“百官共廉”为何变成“败官攻廉”，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这些年来，我们在反腐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然而，一些腐败分子却用新闻媒体借这些成绩欲盖弥彰。有些地方大唱“反腐廉政”赞歌，胡吹这些地方政府要多廉洁就有多廉洁，身上没有一根烂草，不沾一片腐叶。也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一些腐败分子穿上“廉洁”的外衣，走进新闻媒体里，把自己伪装成正人君子，深藏不露，暗地却大搞腐败。姜人杰要是不被“双规”，他仍被罩在2003年9月广为宣传的苏州“百官共廉”的光环中；新疆原副主席阿曼任自治区副主席不足10个月，就被吹成全国“最后几位还干净的交通厅长”。

　　一些地方把廉政宣传表面化，把反腐倡廉工作搞成了形式主义，经不起时间、历史的检验，人民群众不信服、不信任。

　　一年前，“百官共廉”或言苏州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干部，用及时打招呼、发诫免书等事前预防措施来防止干部走上歧路；或言苏州是一所独特的干部学校，有一套独特的教育干部的方法，使苏州的干部创造了廉政奇迹；或言苏州历史上出过不少著名清官随时警示，防微杜渐等等。

　　其实，不管打“道德牌”、“教育牌”反腐败也好，还是搞“文化牌”、“制度牌”反腐败也罢，只要是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都反不了腐败，而且越反越腐。

　　“百官共廉”变成“败官攻廉”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你不反，他就腐，“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不能等制度。腐败就是战场，腐败分子就是敌人。也不要讲什么代价不代价，因为腐败造成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代价。只要铲除了一个腐败分子，就能给国家减少一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