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观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三个实例：

实例一：一位丈夫用板车拉着难产的妻子直奔医院，在国宾道前被警察拦住了，按规定，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通过，尽管当时并无贵宾通行，警察也毫不通融，孕妇的呻吟和流血，丈夫下跪哀求都无济于事。丈夫只好绕道前行，耽误了半个小时，结果孕妇和婴儿都死了。

实例二：有位患者在开会时突然昏倒，急送医院抢救。初步诊断是脑血管大出血或脑血管栓塞。必须穿刺检查，确诊以后才能制定抢救方案，因为两种病的治法与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穿刺必须有家属签字，而当时家属一个都不在场，虽经护送人员一再要求，医生却坚决不同意立即穿刺检查。直到三小时后家属赶到，方进行穿刺检查，确诊为脑出血，然而为时已晚，患者虽然捡回一条命，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实例三：今年高考，陕西渭南的一名考生于14时47分赶到考场，仅比规定入场的时间晚了两分钟，离正式开考还有13分钟，可考场的大门己经紧闭，该女生跪地痛哭哀求，痛不欲生，可看守大门的三名门卫不为所动。该考生今年的全部希望就算彻底破灭了。

在以上实例中所有的执法者都很敬业，做到了严格执法、一丝不苟、铁面无私。坚持原则是人生的一大美德，通常的情况下，坚持原则总会受到称赞。可是以上三个实例中的执法人员给人的印象并不美，甚至有些凶残和冷酷。但也有例外的时候，规则并不是永远坚不可摧。当行政干预、权力介入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事情惊动了某级领导机关，惊动了某个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领导亲临现场指挥，亲自过问，亲自拍板，立即就会“特事特办，一路绿灯”，涉及的人员全都会闻风而动，所有的条块分割、所有的区域壁垒和行业隔阂全都不再成为障碍，所有的框框全被打破，所有的规则全都让路。在这个时候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领导指示和命令。

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执法人员在规则与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规则；当规则和权力有悖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服从权力。因为这样做最明智，对自己最有利，最能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不是在谴责什么人，谁也不是圣人，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想我多半也会这样做。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国民性中的固疾。（假如确有超凡脱俗的高人能够跳出巢臼，请恕我失敬，并在此向他们致敬。）

假如以上三个实例中，有人敢于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就是高考的那三名保安，他们象当年许云峰一样无畏，拍拍胸膛说：“这个小姑娘不就是迟到了两分钟嘛，又不妨碍其他考生，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今天豁出去了，不就是丢掉饭碗吗？最多再治我们个玩忽职守、破坏高考之罪，我们就是要放这个小姑娘进去考试。”那么，我们的规则将会怎样处理他们？我们的舆论又会怎样评价他们？这应该算是我们国民性中的亮点还是污点、还是暗点或者盲点？我认为，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拷问。经得起这种拷问并交得出合格答卷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