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雨果同时还是一个画家。近来书店里有一本 《雨果绘画》，收集了这位大文豪一生的画作。其中的一幅速写画了一个清朝的中国人，作品的名称叫作 《热情的中国人》。
　　雨果的生活时代恰是西方世界对世界充满觊觎和侵掠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人还陶醉在乾隆盛世的光环里，以“天朝大国”自况，并不知危机的逼近。那种自大与狂妄充斥在从好大喜功皇帝到愚昧无知的百姓的观念里，这种感觉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在所谓的“盛世”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其实同时代的西方世界乃至法国同样处在自上而下的自大与狂妄之中，这种狂妄与自大来自于帝国的扩张，人们的情绪里带有强烈的释放欲。东西方的两种狂妄情绪虽然尚未进行面对面的碰撞，但已为期不远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两种情绪虽然相似，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种是排斥型的，一种则是攻击型的，一种是没落前的回光返照，一种则是上升过程中的磅礴。
　　然而雨果是一个不平凡的作家，他在这样的法国感受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生，于是我们在雨果的笔下读到的是一幅幅“悲惨世界”的画像。而雨果看中国，显然与他审视法国社会出于同一种态度，这一幅 《热情的中国人》也许正是表达了雨果对中国人的审慎的观察。
　　波旁的统治与乾隆的统治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小拿破仑与道光咸丰却根本没有可比性。东西方两个国家、两种主体民族之间的个性往往决定了他们各自命运的选择方向。一个是近代帝国主义的兴起，一个则是古老帝国的没落。1840年的法国为拿破仑举行盛大葬礼时，大清正面对鸦片不知所措。这便是命运行进中步点的差异与个性的差距。再往前，1700年的法国在文艺复兴的熏陶下走出了中世纪的噩梦；大清在征服与攫取的同时，通过大兴文字狱进行言论禁锢，这便是命运抉择关头的自我放弃与沉沦。
　　认识维克多·雨果的时候，我们极容易站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民一边，怀着对夸西莫多之类的人物的无比同情以及对“悲惨世界”的无限怜悯，把解放全人类的想法牢记在心底。维克多·雨果对于那时的法国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但是，他却没有看到中国，只看到了一个或几个大清的子民，或仅仅是从朋友处听到、从报章上看到以及从征服者的炫耀中听来的关于中国人的形象。留下了这样一个“热情的中国人”的形象，表达出一种不解与困惑，这是中国人吗？
　　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并不配“热情”的赞誉，如果雨果先生能够亲身感受一下的话，能够听到“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民谚的话，以他洞察人间苦难的心灵与智慧，也许他就不会为我们留下这样一幅令人揪心的“热情”的画像了。“悲惨世界”不独法国，中国亦如是，其他国家莫不如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多少还能看到希望破灭后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中国从上到下，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大都已经失望得只关注于内心的实现。早于雨果写《悲惨世界》，大清治下的中国有蒲松龄在写 《聊斋志异》、纪昀在写《阅微草堂笔记》。前者多是些狐魅惑人的故事，后则以“鬼故事”来代替狐魅，宣扬因果报应的人生观。而雨果们则拿起了手术刀要去医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其高低优劣自不待言，值得深思的倒是许许多多个“为什么”。在遥远的法国看中国，与中国文化人寻求内心的实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
　　这幅画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一个著名的人物形象，以及他的塑造者。鲁迅先生也用手术刀解剖人的灵魂，他的手术刀比雨果的更为锋利。他打开灵魂，指出那已经腐朽的一切，告诉人们医治的唯一手段就是抛弃这灵魂。雨果笔下这个“热情的中国人”终于变成了阿Q，而且是不可阻挡地变成了阿Q。雨果在画下“热情的中国人”时，稍稍地“幽默”了一下，却歪打正着，入木三分地画出了几十年以后的阿Q模样。这便是大师之所以是大师的超乎常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