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写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先生在伊拉克战争后又将近年来对国际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汇集成一本新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先生进一步肯定了他近年来时常论及关于时代问题的看法——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对于房先生关于时代问题的见解，学术界并不陌生。然而，这部新著透露出一种强烈意图，呼唤蒸蒸日上中国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意识，却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大国应具有政治意识

在房先生看来，像伊拉克战争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恰似一向诡秘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人们可以透过它窥探历史的奥秘。的确，自伊拉克战争酝酿、爆发、结束以来，人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分析战争的起因、进程及后果。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透过这场战争了解些什么？作为政治学家的房宁先生，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具有的战略观念和政治意识的角度提出了问题。他说：“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只算经济帐，不懂政治帐。大国总要有战略眼光，总是‘讲政治’的”（房宁，P351）。

这句话非常有分量，令人不由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o韦伯。近百年前的韦伯在一次演讲中对他的同胞说道：“在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人们并不需要被每天提醒他们的经济成功如何依赖于他们民族政治权力的国际地位，因此这种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为自己的日常油盐酱酷操心时一般并不具有时时关心其民族政治利益的本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期待他们具有这种本能。但在重大时刻，例如爆发战争，这些大众同样立即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民族权力的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时候可以立即看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p99）

一个没有政治意识的国家和民族注定不能对历史“大事件”作出合理判断，注定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表象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实相。反之，一个有政治感觉的国家民族，在任何一场、哪怕是突如其来的大事件面前，都会下意识中对眼前事态作出合乎国家民族权力利益要求的是非识别。这种权力无意识正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还是韦伯说得好：“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p98）在我看来，房宁先生在他的书中，言之谆谆所及且应该引来人们关注的，正是大国的政治意识问题，这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着特别的意义，只有着眼于政治、战略和权力而展开分析，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并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展现出事情的真实面貌。

战争反映出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与一些中国学人所描绘的美国的“利他”主义相反，房宁先生在书中披露了战争反映出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作为政治的继续的战争对美国国力促进作用。

美国强大的国力、乃至美利坚民族本身，都是随着战争而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就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如果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来分析，战争对美国来说，实际上乃是一种经济政治投资。“胜利——增长”与“失败——衰退”，是战争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而从战争中得利，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美国今天走上成为“新罗马帝国”的道路，推行其新帝国主义全球政策，也与在经济力量增长的同时，军事、政治力量得以增长相同步。

一个现实的世界无法回避权力。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早就为大国所发动的战争作了注脚：“在世界上，大国的存在为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即力量……小国之所以往往贫困，决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决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因此，力量一向是国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美国的民主》上卷，P181）一个有政治意识的民族，因此不会不懂得力量的价值。美利坚民族更是如此。

中国应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

显然，伊拉克战争并非与中国无关。作为中国人，从战争的发生及其后继影响中，首先应该意识到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有重大影响的。

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房宁先生认为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它是对旧殖民主义的复归。伊拉克战争反映了新帝国主义理论这座冰山的一角，而与中国国家安全切切相关的朝鲜核危机、南亚印巴之间的军事政治紧张、及其它如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也都处在这座冰山之中。作为中国人，从伊拉克战争中所应引出的另一外反思，就是必须树立起基于中国的国家民族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清楚感知。

房宁先生急切呼唤中国人要抓紧时间成为有政治意识的民族。新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安全状况，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乐观。无论从实力还是从意图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在全球特别是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和调整，都不难看出有防范和针对中国的意味。一个实力远远强于中国、而且有着遏制中国意图的国家就在中国之侧舞弄着它的长枪短剑，中国能不对自身的安全怀有警惕吗？一种还继续无原则地高呼和平的思想状态因此是不正常的。

那么，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何以自处呢？在中国已在向小康之路迈进、全面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循环后，房宁先生告诫中国人应该放弃“软乎乎的幸福主义”（韦伯语），应跳出韦伯所说的“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学会用战略思维来思考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当代中国的安全忧患，首先其实还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如果被一种误解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左右了国家的战略选择，接下来引发的直接后果，将是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会直接危及国家安全。房宁先生在他的书中，举出英国在二战前的事例。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后来证明是一个典型的战略错误，这一错误的决策是怎样由来的呢？很大部分在于二战前英国上流社会的亲德反共政治集团——“克莱夫登集团”的错误思想主导了英国政治。

从精英阶层的思想状况来看，当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集团、会不会再次重复英国“克莱夫登集团”式的错误呢？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危险不存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思想言论分歧及中国媒体的不同反应就隐隐现出了这样的预示。也正由于此，韦伯近百年前的这段话，今天的中国人还非常需要去认真读一读，韦伯是这样说的：“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P92）这一段话，也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领会小平同志所制定的“韬光养晦”政策，提供了一个既旧还新的知识视野。

房宁新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北京出版社 200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