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憾·

　　诺贝尔猜中了前头，可是他猜不着这结局。因为他当年以一个炸弹专家的素朴直觉，来做出“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的定义，在今天这个除了地球本身还没有四分五裂但地球上的一切都已经四分五裂的境遇里，已经成了一句毫无解释效力的废话。
　　什么叫做理想主义倾向？什么叫做最佳作品？
　　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要是落进后现代主义的那一套阐释系统里，立刻就可以加工出几大卷令人看了昏昏欲睡的学术专著，其反复唠叨以资提醒我们的无非就是：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文化是多元的，在全球化带来的冲突和机遇面前，说最佳作品时应该具体深入到本土环境中去，并同时注意这么说的时候的身份、立场和对象等诸多其他因素。
　　或者一句话挑明了，那就是谁都可以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么一个根据当下经验世界的特性而推导出来的观念，在物理学奖、生理学奖、经济学奖等领域里推广起来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有那么多的数据元素和逻辑结构摆在那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来自我们主观世界的任意推定，而和平奖呢，由于我们人类的野蛮根性这么多年来是那么明显地无法根除，所以无论谁获得它都是一件令人尊敬的好事，但对文学奖来说，上述的这个观念却深深渗透了进去。整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员会被这观念所深深左右，他们就像好莱坞的那些制片一样，为了保证自己在政治上正确，所以在影片里必须注意：好人不能全部是白人，必须要有黑人或其他族裔也出演正面角色。但同时，委员会又得时刻为自己辩护，辩护词通常是：我们的眼光是全球的，但我们的标准却是唯一的。
　　同样，这个观念也进入了我们观察家的视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评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我们在关心谁获得了这项荣誉之后，接下来的反应已经不再是他写了些什么作品表达了些什么精神，而是在乎起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仅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学者们都开始喜欢拨动地球仪：要是这次得主的国籍落在欧洲，那么他们就要怀疑评委会是不是想重新搞欧洲中心主义，要落在美国，那么就是新霸权意识，要落在日本，那么就是重视亚洲经济政治力量的影响，要落在冰岛之类地球仪上很难发现的地方，那么就是东方主义势力在抬头。
　　然而发生以上这一切变形的责任，真的能怪罪今天这些已如惊弓之鸟的敏感观察家的头上吗？我们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偏偏是文学对这么一种奇怪的观念，缺乏任何的免疫力？
　　难道我们的文学本身这种样式，其生产行为和行为结果就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检讨的地方了？这么多年来，天体物理学领域里的知识积累已经到了即便是科普读物也让人们望之生畏的地步，而文学领域里又有什么知识可以让我们足够自豪地说：嗯，库切，你这小子的作品在观念和技术上已经遥遥领先当年的苏利·普吕多姆了。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文学的定义仅仅在于用文字写作，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最有文学创造力的那批人，如今其实已经不再分布在传统的写作图景里，想知道他们在哪里么？他们在诸如《黑客帝国》、《最终幻想》、《人工智能》、《无冬之夜》等等各条生产电影、游戏的生产线上，正在把无以伦比的想像力和道德情感，投入到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视觉图景里。
　　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衰落到要靠政治正确来左右自己决策的根本原因：传统的文学书写习惯已不再是主流力量，但从事这项生产的人，却数量庞大死而不僵。

　　·成就·

　　既然诺贝尔文学奖还没有告老还乡，那么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将还会延续下去。虽然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奖项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但如果我们重新捡拾当年那位炸弹天才关于理想主义所定义的最素朴的理念，那么对于那些面对极权和暴政奋起反击的作家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项伟大的文学化了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永远记得帕斯捷尔纳克，虽然他拒绝领奖，同样，我们也会记得肖洛霍夫、罗素和高行健，这些为了抵抗我们人类血液里一直流着的野蛮根性，而不惜将自己全副智力和精力投注进去的作家，无论他们当代和身后的人如何以各种客观事实去否定他们的行为，也无法为他们所处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黑暗做任何有效的漂白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是政治，即便无数的纯文学爱好者不断在抗议说文学必须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当你面对的是希特勒或斯大林那种阴沉无情的处决命令时，你就应该明白只有消除了极权者心中那些愚蠢的暴力观念，为艺术而艺术才有在现实中实现其语法结构的可能。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消除了我们一直警惕着的人类的野蛮根性了么？或者说，我们人类真的能在他们还存在的这段历史时日里，完成这个很有可能是消除我们本性的浩大工程么？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那么，文学就有必要以诺贝尔这老头当年期望的那种方式继续下去，无论其表现手法已是多么落旧，但其凸现的这种执著，是任何极权或后极权的社会所害怕的。
　　每一个国家或地域，由于其政治空间发育上的差异性，使我们对每个国家的作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使命期待，当然对具体的每个作家本人而言，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写任何他喜欢写的东西，可是作为第三方，我们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域的作家，却会有一个超越你作家本人的群体期待，比如对于法国，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是萨特和贝克特，但这样的期待我们不会给予以前的苏联。
　　这就是为什么是索尔仁尼琴他们三个代表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在人类最最起码的良知面前，即便文学是政治的，那也是应该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拘禁在古拉格群岛上的人，去叙述一个关于洛根丁或弗拉基米尔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百无聊赖的故事呢？能活着出来，并公之于众，让斯大林劳改营里31种刑讯逼供招数在全人类的良知面前无地自容，就是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胜利。
　　躬身自问，在今天这个中国经济政治结构急剧转型的时代里，我们对中国作家群体的期待，到底又是什么呢？而这些作家他们对自己的作品期待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或麻木不仁于是始终回避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将和我们的作家一起，有幸成为一具具写了也白写、看了更白看的文学植物人，而被我们的后代所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