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
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真正达到人人丰衣足食的小康水平，那么我们国家就对人类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
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
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状态达到小康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
——邓小平
1981年9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具体内容是：第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第二，海峡两岸各族人民互通音讯、亲人相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第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第四，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第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第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第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第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第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九条方针是《告台湾同胞书》的进一步具体化，实际上其基本内容就是“一国两制”。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妮尔德·约蒂时说，叶剑英委员长所阐明的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
1982年1月10日， 邓小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标志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明确形成。
——《世纪回眸：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和平统一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高民政 魏宽勇
不要自己设置障碍，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
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邓小平
要发展我国的经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邓小平同志在设计这一模式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支点。
（1）争取比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同志认为， 我国经济发展的低速度就等于不发展，不发展就会葬送社会主义，他认为发展速度在百分之二、三是低速度，百分之四、五还是低速度，中国能不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1页。）但是，他也不主张脱离中国国情的高速度，他希望寻找一个“比较快”、“比较满意的速度”，“适当的发展。”
（2）经济发展要讲求效益，稳步协调。 邓小平同志是把发展速度同效益、质量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加快经济发展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说明，这种有条件的速度决不是一种慢吞吞的速度，也不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攀比、片面追求产值的高速度，而是一种建筑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发展的速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3）经济发展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邓小平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任务，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我国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80年代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9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三步走明确了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又把它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体现了雄心壮志与实干精神的统一，远大目标与现实步骤的统一，是指导我们向现代化迈进的行动纲领。
——《浅谈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张东向 刘福军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然后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这一构想，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也是缩小东西差距，消除地区不平衡的新思路。以后，邓小平对这一构想作了充分阐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１、在思想指导上，强调在提高效率和公平分配结合的总原则下，从我国现实经济水平出发，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要把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放在首位，同时适当考虑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问题。
２、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尊重不平衡发展规律，实事求是，紧紧把握共同富裕总目标，重点突出有限阶段有限领域的奋斗目标。对于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方面，决不放弃；对于现在发展水平不允许而达不到的，则不强求。
３、在发展空间方向上，强调采取先东后西，先沿海后内地，边缘起步，由南向北，典型试验，分层展开，逐步形成东西结合、全方位的开放开发的发展格局。
４、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先发展起来的要照顾左邻右舍，先进帮后进，先富帮后富；内地支持沿海发展是大局，沿海要帮助内地发展，但负担不要过重，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５、在时距选择上，强调十年准备，十年发展；坚持抓先富二十年不变，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为准。在２０００年前，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６、在政策措施上，第一，要开展物资协作，组织技术转让，一省包一省或两省，进行对口支援；第二，要组织经济协作区，开展联合；第三，要加强基础工业投资，集中抓几项大工程项目建设，强化东西部经济联系；第四，在保证发达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采取发达地区多交利税办法，改革资金投向，促使资源配置、产业布局西移，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
在邓小平以上构想中，始终贯穿着两点基本思想：一是允许先富、鼓励后富，逐步实现均衡转变的思想；一是先进帮落后，先富带后富，照顾左邻右舍的思想。
从允许先富讲，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落后，这种不平衡与落后，不仅使我国存在着巨大的东西差距，而且同世界发展存在着巨大差距。由于发展不平衡，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缩小同世界发展的差距，齐步走，一起上，是不可能的。在发展选择上，先东后西显然是一条捷径，打好东部这个基础，才能增强国家实力，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有条件更好地帮助和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从照顾左邻右舍讲，先富可能拉大差距，差距过大或拉大时间过长，都是不利的，必须扶持落后地区发展。在重点突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同时，要左右兼顾，研究广大中西部地区拥有的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进。这样才能避免东西之间、民族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加大，保证共富方向，不致于走上邪路。
——《邓小平共富构想与长江开发战略》 温强洲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证明，贫困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消除贫困，一个国家就难以长期保持社会稳定；没有稳定，根本谈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就扶贫论扶贫，必须把扶贫开发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作为一个战略布局，一个系统工程进行全面部署，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来解决。
消除贫困是实现是基本的人权。人所共知，人权最本质的内容是一个生存权。如果人民因贫困不得温饱，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还能谈得上有何人权！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战略思想》 阿班·毛里提汗
在我国，明确提出划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始于1986年，并经当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对外公布。“七五”计划指出，三大地带是“按照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的，西部地带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9个省、自治区。199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为直辖市，西部地区遂增加了重庆市，成为10个省、市、自治区。
西部地区拥有土地面积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6%；总人口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3%。西部地区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人烟稀少，经济不发达，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60%，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西部地区交通不便，不通公路的乡镇有452个，占全国总数的76%。但西部地区矿藏丰富，全国已探明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20多种，一些稀有金属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旅游、土地资源、能源特别是水资源具有优势。西部地区工业相对落后，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份额仅有1/10。总体来讲，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述略》 伊胜利 黄莺 倪宪章
我国的西部地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紧邻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居民消费水平较低。鉴此，西部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既可以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在新的世纪能源矿产等资源工业的重要接续基地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可以为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同时，还将在开发过程中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全国众多富余劳动力，为缓解全国就业压力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述略》 伊胜利 黄莺 倪宪章
主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包括人的精神道德发展，也无处不有主动性的功效呢。当然，人对自然界“主动”的改造，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和谐”，但人之为人，又在于他仍然可以依赖自己的主动性，改造（调整）回来呀。
——宝剑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各种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千差万别，尤其是生产要素的差异性及要素配置方式的差异性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尤其是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初期的资金约束十分突出，为了获得有限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在资金的投入上也当然重点倾斜在投资收益率较高的地区，相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优势区域，不能伸开巴掌，平面推进，而必须握紧拳头，重点发展优势区域，可以说，地区不平衡发展，即“先富后富”是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邓小平敏锐地认识了这一点，并且率先通过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梯度。
——《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探析》 贺星庚
一个党、一个国、一个民族，一切以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邓小平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建设。
——邓小平
由于决定劳动者对经济贡献大小的因素包括劳动能力和劳动动机，由于科技和教育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技能，思想道德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意愿，所以要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推动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加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本身也日益成为人们的直接追求。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必然也成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陈华杰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江泽民
我们不但要加强科技创新，而且要加强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观念创新。
——江泽民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把整个民族的精神振奋起来，把全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江泽民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江泽民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江泽民
由于政治性法律本身是产生民族精神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确立一种新的政治性法律，其结果——即便与盛行的精神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便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变化。
——美国政治学家W ·西瑟
政治性法律是一种最直接决定道德原因总和的道德原因，是一种人民试图去改变社会时最能吸引他们的原因。它具备这一特征，是因为政治权力最具直接的权威性。
——美国政治学家W ·西瑟
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所缺少的东西，看来正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对科学、哲学、发明和革新的激情，……中国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使发明前进，问题在于缺少经济刺激，阻止了必要的“试验和改进”。
——美国政治学家W ·西瑟
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表明，行政伦理的养成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以履行行政义务为核心的道德他律时期；二是以履行行政责任心为核心的道德自律时期；三是将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心、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等融为一体，将行政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起来的行政人格形成与完善时期。
——《论“以德治国”》 王伟
政府一定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并把廉政放在第一位。没有廉政，也就谈不上勤政、务实、高效。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的根本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从政是最起码的要求。
——《论“以德治国”》 王伟
综观我国的德治传统，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克明俊德。“克明俊德”一语出自《尚书·尧典》，意思是说，如果治国者能发扬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职守昭明，万国协调发展，天下民心和善。这一传统治国道德目标，在《礼记·礼运》中被描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此，孔子要求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左传》甚至提出更鲜明的论断：“德，国之基也。”
二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源于《尚书》所说“民惟邦本”，意思是只有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论语》记载了孔子回答子贡“问政”的一句名言：“民无信不立。”类似的古语还有很多，例如：“‘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臣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矣。”（《荀子·王制》）
三是立身惟正。鲁国的执政大臣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得非常精彩：“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韩非则精辟地指出：“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陈宏谋编著的《从政遗规》记有：“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政当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毁誉，皆所不恤。”“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上，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这都是关于“立身惟正”的具体说明。
四是明道善策。我国传统德治中很重视行政决策要符合道德要求。因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左传·昭公七年》）《荀子·议兵》认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从政遗规·薛文清公要语》将“明道善策”的内涵概括为三要素，即“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五是举贤任能。孔子主张“举贤”，他告诫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提出“进贤论”，在他看来，“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就可“无敌于天下”。荀子更深刻地指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结论是：“贵贤，仁也。”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总结德治经验，撰写了《帝范》。其中《求贤》篇写道：“夫国之匡辅，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六是教而后刑。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荀子对“教而后刑”做过全面的阐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汉书·董仲舒传》则形象地写道：“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论“以德治国”》 王伟
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简单说就是中国现有政治文化的经济体现。民营企业更多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烙印；而外资企业主要体现资方本土文化的特征。从根本上讲，企业文化不过是民族文化的企业化而已，在中国企业尤其如此。虽然我们现在也在搞资本主义，但强大的本土文化氛围和精神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所应具有的基本共性企业文化，并没有真正生根，比如说职业道德、契约意识、公正平等、诚实守信等。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企业文化一般公认有三个层次：作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作为表现的企业制度，基本中性的物化层面，企业文化的灵魂就是企业精神。如果用更普通的词观念来概括，那么所有有关企业文化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回到四个字上“价值观念” ，它应包含最基本和绝对的管理哲学思想：人道和公平。观念决定一切，没有观念上的完整性、系统性，管理制度就是随意的，经营管理不可能有生命力和持久性和连续性；而在观念上具有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企业的决策层。在任何企业中，企业领导干部是企业精神建设的关键，尤其是总经理。管理人员价值观的统一，是企业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开展的基础，对于高层管理干部，技能是次要的，价值观与总经理的统一才是首要的任务；知识的学习，是第二位的，而价值观念的调整和统一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 任何伟大成功的事业后面必须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动力，企业的竞争和较量，实际上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所以，作为民营企业要经常问自己：我们的精神动力是什么？我们借以胜过对手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的高层是否有一个统一的事业观和使命感呢？我们的企业以什么样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凝结点呢？如果员工没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做支撑和凝聚，没有与企业的认同感，那么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就将是我们工作中经常性的现象了！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历史学家汤因比将世界文明归纳为26个，“计有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现在合为一个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印度河流域文化、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和马雅社会。……”等，根据汤因比的说法，在26个文明中，只有一个西方文明或许现在还活着，而其余的则不是全死就是半死。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儒家文化的优点我们已经说的太多了，这也很正常，自己的孩子不嫌丑！但当局者迷，听听成功的西方学者的边辟入理的分析，对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走向成功大有裨益。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从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在向西方学习，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学到西方发达的核心精神。
原因何在呢？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谦虚地学习和掌握西方发达的奥秘，无论是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总是从骨子里透出一种不肯低头的傲气，还没学会就想搞改造，还不明白就想选择，最后难免落到邯郸学步的境地。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社会学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性如制度、技术、物质层面的东西传播最快，而文化性的思想、观念传播最慢！经过100多年持续不断向西方的学习，我们已经会造军舰飞机原子弹，但西方又发明了计算机、手机、航天飞机等，我们总是赶不上西方；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文化缺乏一种产生胜过资本主义的创新精神，从企业管理角度讲，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不如他们，所以生产不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产品。如果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基督教精神，那么不了解基督教就不会真正了解资本主义。我们一向又认为宗教麻醉人民的鸦片，而这鸦片又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奥秘和力量之所在，那怎么办呢？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企业家可以不管不问，但精神与制度和企业的密切关系，又迫使我们尤其是私营企业家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极虚同时又极实的问题：哪一种企业精神模式是我们所需的呢？我们想搞发达资本主义的富强，但又不想要资本主义的精神，老祖宗的东西又早已证明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手，出路在哪里呢？从个体角度讲，企业精神的意义在于员工信仰和价值观的重塑，面对迷茫、价值观混乱的当代中国人来讲，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迸发生命的激情并为之奋斗，最好的结合点就是企业精神。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以道家文化作为凝结点和外在形式，以基督精神的自由、平等、博爱、牺牲、自律、公正为本质内涵，应是我们企业精神的出发点。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成功事实，是显而易见的，WTO精神就是基督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以后的中国，谁掌握了基督文化的本质，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日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学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只是一直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共产党人在树立人们理想，激发工作热情方面有很多成功的办法，可惜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连带着把一些中性的好的传统也抛弃了，这不能说不是我们思维非左即右的简单化带来的又一恶果。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世界上可称为领袖的领导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权力型领导，权威型领导，精神型领导。如果说领袖与领导有什么差别，主要在人们对于领袖的服从是自觉自愿的，而对领导的服从常常是迫不得已的。古典管理专家巴纳德就认为权力来源于接受，任何权力的有效实施最终取决于下一级的服从和接受程度！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领导的精神领袖地位——企业领导者的个人人格魅力，因此领导者的言语、性格、气质、情感、能力、认知、灵商（信仰）、衣着、爱好等无不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塑造。简而言之，就是领导者的个性和言行，而不是他的命令、制度，构成了一个企业的文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企业看作是大写的人，也不过分。企业的组织机构和其中的管理干部，就是一个放大装置和执行环节，将总经理的个人人格放大成为企业的精神，这就使得总经理的价值观具有特殊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项润先生研究认为，企业在最初的成长5年中，约有50.7%的难以为继而走向倒闭，10年以上寿命的企业只有当初的24.7%。企业发展有六道坎：0-100万时技术是核心，100-3000万时营销是核心，3000-1亿管理是核心，1亿-10亿转变观念是核心，10-50亿战略管理是核心，50亿以上企业文化是核心。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从本质上讲，信仰的混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混乱。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有血淋淋的掠夺，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流。缺乏信仰和诚信、没有信誉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繁荣的市场经济的，非洲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不好的例证。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世界上最好的手表产在瑞士，最好的产品是在德国，这是人们所公认。但很少人知道，德国和瑞士是16世纪基督教会的改革的根据地。16世纪教会改革的两位巨人：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一个在德国开始改革，另一个在瑞士日内瓦改革。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管理的事实告诉我们，工资低但公正，员工工作很认真；工资高但不公正，企业一定衰败！一切企业文化的建设，其根本目的就是将制度内在化，将外在的约束变成内在自觉的行动，其中转变的关键就是企业与员工信仰和价值观上的一致性。这个时候企业员工真正是可以以一当十，忙的是员工，闲的是高层管理人员！这个时候，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宗教！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在世界三大企业管理模式中(美国、日本、德国)，德国的企业管理模式是近年来受到世界企业界广泛推崇和学习的，就连美国的企业界也普遍认为，德国的企业管理比美国更富有活力和有效，而完善的职业培训机制和职工广泛参与管理，保证了德国是世界上进行职业培训教育最好的国家之一。关于职业教育，德国法律规定有三项：一是带职到高等学校学习；二是企业内部进修；三是由劳动总署组织并付费的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第三项主要是针对失业人员。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理解制度的，跟着制度走，不理解的人，制度拖着走”。这就是一个淘汰过程，公司要生存、要发展，要面对无情的市场，没有那么多的温情，只有你通过工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后，你才能真正达到与企业的共享。在这点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对公司和个人都是一样的。严格制度是外因，敬业精神是内因，外在的制度和教育若不能内化成内在自觉，工作永远是痛苦的。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市场，强者生存，冷酷无情。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一切制度都要保证：优胜劣汰公正合理。
——《浅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模式——兼论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 董建林
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从经济角度看，这意味着将商业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伦理品质的基础上，这种品质已经在客观的职业中经受了考验。儒教中习以为常的不正直的官方独裁以及死要面子的独特含义造成的后果是尔虞我诈，是普遍的不信任。
——《儒教与道教》 马克斯·韦伯
在近百年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气短，原因在于，我们不懂他们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老想和人家较劲；刚学一两招，就想把对方放倒，不知道人家这五百年的工夫是怎么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放弃华夏传统的精巧玩意儿，学学洋鬼子枪击我们的本领（鲁迅语）。
——《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公平与效率，究竟谁是手段？谁是目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看，经济效率仅仅是手段，经济发展本身也不是目的，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最终目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发展的目标是'通过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一最终目的，一方面依托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更依赖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公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要人道主义给予，因为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规划世界，强调人的力量和尊严。因此与人的发展相关联的公平更应该是目的，而效率倒是仅仅充当手段。从趋势上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向更高阶段演变，社会公平面成越来越大的趋势。公平与效率在目的与手段上的颠倒，实质上是主客体的颠倒，物、客体成为中心目的，人、主体却成为次要手段，这是工业社会典型的异化现象，在传统经济理论中也是司空见惯的。
——《公平与效率》 曾绍宁
作为中国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民主进步，无论男女都要把握好属于自己的权利。
——吴泫
我们可以从历史长河中发现，在处于特殊社会变革时经常发生“矫枉可以过正”的情况。中国长期喜欢以强烈的政治渲染气氛来掩盖着社会其他方面的问题同时存在。因此，中国老百姓需要尽快改变过去那样总是难以表达出属于自己独立的声音的历史。要让全世界听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发展历史的动力。
——吴泫
根据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座谈会上的数据，我国“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２００００元的占总人口的３.５％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按照目前大学的学费标准，最普通的大学，不算其它消费，光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得一万，这是硬指标。就是说，占中国人口50%的家庭，是没有正常地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的能力的，而年平均收入在2000~20000元的占人口46.5%左右的家庭，又有一大部分没有或者部分地有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的能力，这样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这教育产业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又作为一个事实强加给了人民大众，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了求知，为了一条人生道路，于是就有了一连串的血泪故事。
——《含泪问教育：钱攒在少数人手里，你凭什么产业化？》 shailq
当前中国农村——
人均年收入在500元人民币（1.37元/天）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459万人；
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2.74元/天）以下的贫困人口有9033万人；
人均年收入在1000至2000元（约2.74－5.48元/天）的人口3亿1079万人。
也就是说，全国有近3000万人没解决温饱问题，6000万人徘徊在温饱线上。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
中国多少人养一个官？
我国历史上的官民之比：
西汉时为1：7945，
唐高宗时为1：3927，
元成宗时为1：2613，
清康熙时为1：9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
当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为1：28。
陕西为1：34；
河北为1：40；
河南为1：41；
山西为1：27；
宁夏为1：24；
青海为1：22。
经济越是落后，财政供养人口越多：
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之比在1：20以下，有的县如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
官多车也多：一般各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五大班子共有县级领导约40人。一般每县有车200辆左右，年费用600万元。仅行政干部的“官车”一项费用，一年就是4000多个亿。屁股和嘴巴每年消耗财政6400个亿。
——《数字看三农,触目又惊心！》 lyz163232
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 。
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除了提留统筹和各项社会负担外，国家从农业征收各税总额由８７．９亿元迅速增加至４６５．３亿元，增长４．３倍。
有学者统计，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税赋３７元；而中国农民人均税额１４６元。
与此相对应，中国还是少数几个未给予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一。
——吴树青
没有发展或者是丧失发展机遇，才是中印两国各自面临的“最根本的威胁”。
——杨成绪
中国的百姓为什么不愿意斗？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斗不斗？十之八九还是不斗，因为我们都在追求着和谐，我们不愿意走极端。
——平原
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和谐从来不是纯粹静态的和谐，它是乐观世间生灵的自由发展，也不排斥良性竞争的。但为什么这两千年来，儒家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唯道德倾向占据了核心地位呢？因为这是中国稳定的需要。薄弱的小农经济，和管理手段的缺乏，使统治者只能依靠静态的道德来维持相对的和谐局面。
现在治理中出现的混乱，绝大部分正是源于道德体系的崩溃。所以我们需要制衡来加以约束，也需要重建道德体系。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中，正因为找不到适合我们需要的价值观，才带来了空前的思想混乱和迷茫。
——平原
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反思，关注人类未来和探索理想社会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给出的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答案，对人民的贻误可就大矣！因此，我们应当勇于放弃任何虚而不实的对理想社会的设计！
诚然，每一个进行理想社会设计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设计能够实现，那么，请你相信人类的聪明，在时间的广度和空间的广度上思考检验你的理论设计--历史上，各国中，人类进行了多少理想社会的试验，失败了多少，为什么失败的。今天成功的国家之制度是不是就是这些试验大浪淘沙的结果！
对于思考设计理想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我想说--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我们要在现实中建设，不要再留恋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的主义思想，要学习历史已经证明成功的社会体制文明！
——《关于理想社会--为中国人好的人们请忘了主义吧》 绿党
思想的统一，本质上是文化的统一，换言之，核心是宗教的统一。伊斯兰教已同基督教势成水火，更别说再加上中国的宗教，因此，中国的思想家思想的核心必然是来源于中国的宗教。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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