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讨论，人们已经听得太多、看得太多了。以至于观念和言语在我们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读了中国青年报《语文教学的叛徒》黄玉峰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报道后，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当许多人在等待着“素质教育体制”的时候，积极的素质教育实践，正悄然生长着。
　　“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观念性争论，往往把人们置于非此即彼的局促空间内，置于对体制的期待与诉求之中。而黄玉峰老师的实践使我们看到，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有极大的创造性空间。他努力扩充素质教育在应试体制内的“地盘”，而终将“胀破”并代替应试体制的，可能不是一纸命令、一个方案，而正是这种顽强的“生长”。从长远看，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并不只是卡在体制上（比如入学考试制度与设计、对学校考评方法等等）上，而更可能是卡在现实资源上。有多少像黄玉峰老师这样的教师，我们就有多少素质教育的现实资源。从实践成果上看，一个被素质教育培养的学生，也是可以抵御“应试体制”的消极影响的。
　　“学古人风度，察今人民情”的“学旅”式教育，让学生直接阅读大量优秀文化文本，外请作家、学者、科学家给学生开讲座……黄玉峰老师的实践使我感到，素质教育并非是“一种”教育技能，它就是完整的人的教育，在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资源。素质教育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依赖于广阔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资源。而那种专门对付考试过关的教育，才是必然脱离这种资源的。从孔子与学生暮春三月“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学旅、问答式教育到陶行知“教学做合一”、“工学团”、“小先生”实践教育，从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到近代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新庄实验”，再到《学会生存》中提到的“开放学校”，人类的教育实践本身就有着大量的创造性资源。
　　我们的中学教学早已偏离了“完整的人的教育”这样一个基点。这种偏离，不仅表现在学生们被刻板地雕刻成“通过”选拔机器的产品，更可忧的是，教育者本身——许多学校、教师，已经失去了进行“完整的人的教育”的理想和能力。这种缺失，在短时间里，就不是“体制改革”所能够弥补的。实际上，期盼一个完整的、一朝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我们思维的老毛病，它也是一种“迷信”、一种体制的“拜物教”。事物的本质性变化从来都是实践积累的结果，是实践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拓展疆土、创造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更看重一名乃至更多教师在自己岗位上的创造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