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一本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历时9年才得以完成的460万字英汉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南方周末》最近以《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为题，为我们钩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代英美法精英的整体命运。他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专业上对社会有所建树，个人的命运也坎坷凄凉：“这些20世纪上半页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职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他们的个人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时代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不需要法治，甚至连学过现代法律都成为罪过的时代，社会会危险到怎样的边缘。《南方周末》用这要的字眼提醒人们——“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则完全可以说：国家兴，则法兴；国家亡，则法亡。法治的兴衰，是国家兴衰的征兆。

　　普列汉诺夫曾说：一个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时代的需要。我曾经十数年对这句话佩服得五体投体而且默记于心，但是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有它的正反两面。很多时候，对社会最有作用和社会最应该需要的，恰恰是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和知识！如果社会排斥和打杀这些思想、知识以及他们的活的载体——独立知识分子，那么，等待着个人的，是悲剧和灾难；等待社会和国家的，同样也是悲剧和灾难。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蔽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一个国家、社会的繁荣稳定，亦同样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众从国内、国际的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和自主，此第一境界也；科技兴国，自然科学当道，工学吃香走红，政治家多工科出身，此第二境界也；制度兴国人文兴国，法律、社会、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走到历史的最前台，成为引导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此第三境界也。

　　我们这个时代正由第二境界向第三境界迈进，所以，《南方周末》对第一代法学精英的历史钩沉，也可谓顺应时代要求，“应时而生”。它让我们的思绪远远地跳出这一代法学精英的命运本身，在更广阔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先有西方的文艺复兴，后有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先有明治维新，后有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复苏；先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后来才有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争取无产者的权利……这一切，都早已是社会的基本常识！先有规矩，后得方圆，这是社会发展的铁律。有人专门做过研究，在一些人文和制度落后的国家，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往往非但不能提高其国内的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反而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包括引进高技术本身）制造大量腐败现象。反之，这些技术在人文和制度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却能产生奇迹般的效应。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我国的建设实践中。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都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上层建筑”发生了改变，而起到了立竿见影事半功倍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平台。如果说社会科学是车轮，是马达，是汽车漂亮的车身，那么社会科学就是道路，是驾驶汽车的方法和规则，也是前方指路的明灯！有路而无车，人肩扛手提还可以走；有车而无路，纵使有宝马皇冠，亦只能望洋兴叹也！自然科学、科技的作用往往是局部的，而社会科学、制度安排的作用则往往是全局性的。

　　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科技是兴不了人也兴不了国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应当不难得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