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物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

　　主持人：刘海燕

　　徐冠巨：政府给我们民营企业家更大的政治空间确实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广胸怀。过去，我们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人们对我们比较忌讳，现在把我们吸收进去，说明国家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信心更足了。

　　张文中：国家让我们来，就是要了解这个领域存在什么问题，为国家发展经济献计献策的。我想，既然我们来自这个界别，就要代表这个界别说话，这是很正常的。那么一个界别的利益取向会不会左右整个国家利益取向呢？我觉得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刘海燕：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和委员的增加，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非公有制人士正日趋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新兴阶层日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人担心说，这会不会出现“富人政治”现象？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判定是，一个界别的利益取向不会左右整个国家的利益取向。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今年“两会”上，非公有制人士正日趋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新兴阶层日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年各地的“两会”上，重庆、浙江分别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成为省或直辖市政协副主席，格外引人关注。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已有数万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有人担心说，这会不会出现“富人政治”现象？富人的利益取向会不会左右整个社会的利益取向？

　　民营企业家从政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主持人：在今年“两会”上，来自民营企业的代表和委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十届政协不仅增加了国企负责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也远远超过了九届。前不久，3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所在省市的工商联会长，其中两位———徐冠巨、尹明善还分别当选为浙江省和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些都被人们看作民营企业家走上政坛的标志。

　　张文中：我想有两个原因促成了这种局面。第一，国家要强盛，经济繁荣是最基础的条件。经济要繁荣就要求我们有一批能引领时代发展的企业，需要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来推动企业的发展。经济与政治密切相关，既然企业家阶层承担着这么大的发展经济的责任，也必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我想这是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开始进入政坛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是客观规律使然。 第二就是外力的催生。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加速了这个过程。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仕农工商，商人被排在了最后一位，商人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样一种错误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也是中国经济近代落伍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人们对于财富的看法、对于企业家的看法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对于企业家这个阶层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对于企业家的支持、关怀还是不够。比如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害以后，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正向评价不多，好多人关心的是这个人经济上有没有问题，甚至有人说他罪有应得。这说明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李海仓经营的钢铁企业为社会提供了70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上缴1个多亿的税收，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加以肯定。

　　徐冠巨：我没想到自己当上省政协副主席后引起了人们这么大的关注。说实话，对这种关注度我的心理准备很不充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比较正常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民营企业家在地方人大和政协任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就曾经是浙江萧山的政协副主席，是萧山市政府四套班子的一员，已经连续几届担任萧山、杭州市、省政协委员。现在我当上省政协副主席，这是组织上希望我们在更高层面上发挥作用。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这些年民营经济发展很快。在我们浙江，民营经济所占份额超过了2／3。民营经济已经是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健康与否、活跃与否都关系到我们社会能否健康地发展。只有把我们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吸引到有关组织中来，包括吸收真正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入党，直接倾听我们的呼声和要求，国家才能更迅速地了解这个阶层的成长状况，引导这个阶层健康成长。如果国家有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但在政府管理部门中没有从事企业经营经历的干部，政府怎么制定对企业家、对企业发展有激励作用的政策？民营企业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间，对于社会发展的主流、非主流的一面有自己的认识，我们作为民营企业界的代表，肯定会把来自民营企业界的声音向政府如实阐述。多一种声音、多一种参考意见，也可以促使政府的工作更加到位。

　　政府给我们民营企业家更大的政治空间确实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广胸怀。过去，我们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人们对我们比较忌讳，现在把我们吸收进去，说明国家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信心更足了。

　　“商而优则仕”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主持人：在我们国家，过去由企业经营者变为政府部门负责人往往只发生在国有企业领导人身上，因为当时的国企是有级别的。现在民营企业家走上政治舞台，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商而优则仕”的趋势？

　　徐冠巨：我们跟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从政还是有比较大区别的。过去国有企业是有级别的，国企的领导也是有级别的，只要这个领导不犯错误，他的级别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的企业没有什么级别，尽管省政协副主席是有行政级别的，我们也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明年如果有更合适的人上来了，我们还是要回到企业去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做企业的人，不习惯把自己看作一个有什么级别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和尹明善当上了政协副主席就以为“商而优则仕”会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当上无非是因为大家信任我们，认为我们在做好企业的同时，可以再承担一份责任。曾经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现在也可以应聘国家公务员，这是国家优化政府机构组成人员的一种措施。企业经营得好并不意味着也能把行政部门的工作做好，国家对公务员肯定要有所选择的。就跟企业招聘一样，不是你想来就来，要看你合不合适。

　　张文中：刚才徐总分析自己从政与国企老总从政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职位调整与计划经济体制下职位调整的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员调配、当官与否都是纳入体系按计划走的，只要你是这个体系内的，你是科级还是处级、部级，都很明确，享受级别待遇的国企老是可以和政府官员对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是这样，部门、职位之间的级别意识比较淡，政府、商界、学术界等各个界别是互通的。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下，从一个位置上退下来或升迁都很简单，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调动一个岗位那么复杂。这也是一种进步。

　　对“富人政治”的担心尚属杞人忧天

　　主持人：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的阶层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意味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的进入，有人担心说，这会不会出现“富人政治”现象？富人的利益取向会不会左右整个社会的利益取向？

　　徐冠巨：这肯定不会的。“两会”的代表或委员不一定来自哪个阶层就一定替哪个阶层讲话。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在中国我算是富人，但我的提案是中国的“三农”问题。当然这与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村、农民、农业有感情有关系，也与我们投资的有农业产业有关系，同时还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在里面。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不奔小康，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怎么能实现？我想大多数参会的民营企业家不会那么功利、那么狭隘。查查历年民营企业家的提案你也会发现，提案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教育问题、科技投入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等都曾涉及到。当然有关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提案也有，比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怎么应对挑战、增强自己的竞争力等，涉及的是整个经济领域或整个行业的问题，不会只是针对自己的企业。

　　张文中：站位决定思维方式，站在什么位置上决定你思考什么问题。“两会”代表和委员能承载着这么多人的期望、肩负这么重的责任，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比较高的素质，能够站得高、看得远。

　　另外，既然一个代表是从这个阶层产生的，他反映这个阶层的呼声是正常的。就因为我是企业家代表，我就不能说企业家的事了？这不正常，也不符合这个阶层选派代表来参会的目的。国家让我们来，就是要了解这个领域存在什么问题，为国家发展经济献计献策的。我想，既然我们来自这个界别，就要代表这个界别说话，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一个界别的利益取向会不会左右整个国家的利益取向呢？我觉得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目前民营企业家基本上还是在政协任职，发挥的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功能。何况，政协、人大也是由多个阶层的代表组成，农业界、经济界、文艺界、教育界都有自己的代表，民营企业家只是其中的一个阶层。

　　第二，我觉得，参与“两会”的民营企业家人数占的比例并不算高。之所以有参会民营企业家数量很多的印象，一是因为过去参会的民营企业家太少了；还有就是统计上存在问题，比如一个代表可能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艺术家又是企业家，他可能是以艺术界代表的身份参会的，我们可能也把他算到企业家的名额中；三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平时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么多人同时聚集到一块，确实很显眼。

　　第三，我们的提案要通过各个界别审核，最后还要通过国务院。我们通过大会上交提案，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不要夸大了它的作用和力量。国家会通过汇集各方面的意见对提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做出正确科学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