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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舟: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丰碑

作者:佚名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4


 

2000年8月1日,上海,中芯国际打下第一根桩。
在这根桩之前,有一个人先去了硅谷。
再早一点,1998年底,也是这个人找到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说了一件事:在浦东划出22平方公里,做一个微电子开发区。22平方公里,约有三倍于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工业园区那么大。
那片地后来叫张江。
这个人是江上舟。他此前在海南做过地方官。
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张汝京,中微半导体的创始人尹志尧,盛美上海的创始人王晖,睿励检测的创始人吕彤欣,都是他一个一个请回来的。
2006年10月22日上午9点,北京民族饭店,59岁的江上舟穿一件黑色风衣、深灰色西服。记者问他从政二十年的感受。
他说:「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好像当兵就一定要当将军一样,对当官也没动过心思,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

把人找回来

1999年,北京。国家信息产业部开了一场会,讨论集成电路的「十五」规划。
江上舟在会上说了一句话:
「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这句话听着像算术,其实是那一年中国芯片最要紧的一道选择题。
当时的家底是这样:有一些资金,但真正缺的是人。设备可以买,工艺可以学,但从设计到量产的那一整套经验,在中国大陆找不到几个完整走过一遍的人。
自己干,就是把钱投下去,建两条线,一条一条地试,一年一年地磨。
从国外引进人才,则是让他们去做,同样的投入至少能做十条线。
他选了后者。这个选择定下了他此后二十年所有动作的方向——他跑的地方不是发改委,是硅谷。
1998年,他带着上海代表团去了一趟硅谷,和「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华美半导体协会」一起办了一场上海信息产业座谈会。组织方在酒店订了一个100多人的会议厅。
那天来了300多人。
当年的「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会长陆郝安后来回忆:「那次活动在硅谷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预期,在酒店预订的100多人会议厅一下子挤进了300多人,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江先生描绘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愿景,他的激情演讲鼓动了很多关切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硅谷华人,推动了后来海归潮的兴起。」
会散了,人回来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留下来。
那时候国内的争论很具体:一个在这边还没做出来的东西,要不要花钱去支持?钱要投在自己人身上,还是投在从外面回来的人身上?
江上舟对这件事的看法是:
「最新技术在实验室,项目凡已量产,都不算最新技术。」
「核心技术,倘不归我,产品技术含量再高,也只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工厂粘贴高技术标签。」
这两句是同一个意思:这门生意的分水岭,不在车间,在于握着那套工艺的人。所以买设备、买产线都不解决问题,得把懂那套工艺的人请回来。
他对产业的选择也有自己的两条标准,他说:
「发展产业,选择标准两条。一看重要不重要,是否不可少;二看优势不优势,是否做得好。这两条没问题,就要拼命搞;我们搞大了,别人无法搞。」
「重要不重要」和「优势不优势」这两条,后来变成了他一生的信仰。
芯片过了这两条。在他眼里,芯片还不是单独的一门生意。
他把上海的工业机会分成「四半一大」。「四半」是以硅材料或印刷电路技术做的四种半导体:集成电路、液晶面板、LED照明、光伏电池;「一大」是150座级以上大型民用客机。
他说:「上海工业在稳定发展几大工基地的同时,应该瞄准『四半一大』发展机遇,进一步发展最高级制造,摘取中国工业化技术王冠。」
「四半」里,头牌是芯片。
2003年6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开始编制。规划领导小组由温家宝任组长、陈至立任副组长,23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另有11个部门组成的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江上舟是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
重大专项组的活,是把各部委、各领域报上来的建议一条一条筛。最后58项建议被凝炼成16个重大专项,芯片制造装备是其中之一,行业内叫它「02专项」。
那几年他常年在京沪两地来回跑,有时一周要飞好几次。跟他共事过的人说,他坐飞机像坐公共汽车一样。
他那时说了一句被同事记下来的话:「100项技术也不一定出得了一个产品,但是,通过一个大飞机产品完全可以带动100项技术。」
后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座谈会上讲过他的工作方法,说他给自己总结过「三个三」——「三句话就要能吸引人,三分钟就要让对方听明白,写报告三页纸讲清楚。」

在一张餐巾纸上写方案

张汝京第一次见到江上舟,是在上海。
2000年,这位刚刚离开世大半导体的工程师,带着几个人在国内跑了几座城市,要为大陆的第一座8英寸厂选地方。上海给出的态度最直接——四套班子全部出面,江上舟在里面协调。
张汝京后来决定把厂放在张江。8月,中芯国际动工。
四年后,2004年3月,上海办了一场国际半导体设备展。会场里,当时任应用材料公司资深研发副总裁的尹志尧,被江上舟叫住。两人是北京四中的校友,三十多年前在同一所学校里念过书。
据媒体报道,江上舟当场问了他一句话:「看来刻蚀机比原子弹还复杂,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
关于这一次见面的年份和地点,媒体上有不止一种说法,但结果是清楚的:2004年,60岁的尹志尧回国,中微半导体在上海成立。
公司成了,研发跑起来之后,账上的钱很快见了底。江上舟去牵了一条线,把尹志尧介绍给了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据媒体报道,陈元听完后说:「这东西,我做梦都想做,一定要支持。」随后中微拿到了5000万美元无息贷款,研发才真正跑起来。
难的不是找钱,是让这笔钱花得下去。
中微要落户上海的时候,国内有不少质疑。中微半导体总经理曹炼生后来回忆:「当时国内对此怀疑很多,他面临的阻力不仅在于『这样的项目要不要支持』,还在于这是留学生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作为一个『外企』,国内财政要不要支持?」
一个在海外注册的公司,凭什么用国内财政的钱。
江上舟在会上说了一句话:
「中国的高端产业,需要国外的留学生把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带回来,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一般外企。」
这句话说的是当时的争议,也是他自己那套算法的答案——他要的从来不是一家公司落在哪里,是那套已经在美国做到最前沿的工艺,能不能跟着人一起落回国内。
他把人请回来,那家公司的注册地在哪里,就变成了次要问题。
2007年6月,中微的第一台设备交付客户——一台双反应台CCP刻蚀设备,可覆盖65到45纳米。那是国产高端刻蚀设备第一次从0走到了1。
中芯国际走得更快。到2005年,它的销售收入超过了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在半导体代工的行列里排到了世界第三。
那几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启元回来了。做清洗设备的王晖回来了,他后来创办了盛美上海。做检测设备的吕彤欣回来了,他后来创办了睿励。
江上舟还从中国台湾地区引进了两个人,行业里称为「二虎」。
马启元对他的印象是:「江上舟是拼命三郎,工作连轴转,满脑子都是做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从没谈过家长里短,一开口就是工作。有次和一位领导一起吃饭,他竟然把工作想法写在餐巾纸上,直接递给领导。他做事就一个标准——为了项目。」
一张餐巾纸,是他随身带着的东西里面最方便的。
他帮人不只是引荐。北京四中的同班同学何吉林后来办企业,跟他有过几次私下交谈。何吉林记得他说过这样几句:「你早就该跳出来了!」「你的脑瓜儿还没进入市场经济,董事会都不想做的事情,凭你们几个人努力就能搞起来吗?」
最后一句是:「你们要尽快搞出好的产品来,我就好帮你们说话了。」
这句话说的是他的规矩:介绍可以,但路要自己走;产品做出来了,他才开口。
他自己也动手。何吉林的那家公司,是他帮着落在松江的出口加工区的;另有企业的汽车电子基地用地,是他出面协调张江解决的。把他引荐过的企业一家一家排在时间轴上,落点几乎都在上海。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蒋守雷后来评价说:「江上舟先生不仅首先提出在上海建造10条集成电路生产线,也是全国许多地方集成电路生产线的积极推动者。」
他当年在会上算的那笔账——2条线还是10条线——在十几年后有了答案:今天上海一地聚集的芯片生产线,早已不止10条。
尹志尧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只托公司的副总转告了记者一句话:
「没有江上舟,就没有我们这家企业。」

“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

2006年那次采访,记者问的是他从政二十年的事。
他的回答是从一个「不」开始的。
「说『从政』不客观,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管理工作,行政管理。」
然后他说了那段被后来很多文章引用的话: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
记者接着问下去。他答得更直接:
「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这不是一句自谦的话。1993年,海南省开党代会,把他列进了省委常委候选人的名单。候选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各地走一圈,熟悉熟悉人。
他没去。那段时间他在洋浦。
这件事他自己讲过,讲完之后加了一句:
「所以,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不过,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不愿意、不想去做。」
「不愿意、不想去做」——这七个字是他对自己一生最清楚的一次交代。
他对「干事」这两个字还有一层解释。谈到这些年中国工业的发展,他说:
「国外一般对工业发展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是积极的干预。」
说到干预的代价,他说:「腐败比较多,这也是代价。」
两句话合在一起看,他给自己定的活法是:不去争位置,去争事情。事情争下来,位置自然会有人给;位置争不到,事情也还能做。
这套活法是要付一些代价的。
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在市政府会议上说话直接,甚至越级质疑领导,非议就起来了:说江上舟只是个技术专家,缺乏组织领导能力。
这个说法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委屈过一次。某天他向朋友倾吐,说了一句:「本人组织领导能力,在海南洋浦可是有口皆碑。」
后来上海一份报纸的描述更不留情面:「市政府同志接触江上舟,都有江主任做官乏术印象。」
同一篇文章也写了另一面:他个性鲜明,烦抽象概念,厌空洞套话,不会想方设法巧妙宣传自己。
也有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这个说法。
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2012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他工作起来,求实,从来都是牢牢把关。开会谈数据,侃侃而谈,让人心服口服。」
时任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戴国强说,他「是个好人,从来不说空洞套话,为人诚恳,是真正做实事的人,从不推诿责任」。
跟他在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共事过的何志庆说,他是一位「眼光独到、雷厉风行的学者型官员」。
他不辩解。他只是继续开会、继续写报告。
他的时间是被这样用的。有一回朋友聚餐,正值大闸蟹上市,服务员把蟹端上来,他只看了一眼,说:「品这玩艺,浪费时间,妨碍工作,绝对得不偿失。面条一碗,足可疗饥。」吃完饭他顾不上聊天,就去了基层调研。
他也是会生病的。2002年春天,他在北京昆仑饭店的电梯口给助手何志庆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第二天要动手术——「手术台上不能接电话,但手机不会关,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一个要上手术台的人,把自己手机的开机状态当成了一件要交接的工作。

尾声

2009年6月23日,中芯国际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江上舟接替王阳元出任董事长。
那一年他62岁。
2010年的年报上有一份《主席报告》,署名是他。报告开头是这样写的:
2010 is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SMIC.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SMIC has achieved full-year profit in 2010…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ed attention and support given to SMIC during its development.
那一年,中芯国际的营收超过15亿美元。也是那一年,公司第一次实现全年盈利。
第二年3月15日,中芯国际公布了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他在会上说的一句话,被当天的英文媒体报道下来:
It's the best time for us and for the Chinese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to expand. We can'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produce chips with world-class technology.
翻译过来是:现在是我们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扩张的最好时机,我们不能错过用世界一流技术生产芯片的机会。
他请回来的那批人,各自做出了自己的「拿手好菜」。
尹志尧的中微,成了国产刻蚀设备的两家主力之一。王晖的盛美上海,成了国产清洗设备的两家主力之一。吕彤欣的睿励,做的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量测与检测设备。马启元回来后在微电子领域任教、创业,并参与推动上海集成电路的产业布局。
上海后来成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整的一座城市。从设计、制造到封测、装备、材料,每个环节上都有本地企业。
2025年,中芯国际的营业收入是673.23亿元,中微公司是123.85亿元,盛美上海是67.86亿元。
据媒体报道,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评价他:「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2001、2002、2003年,但对2010、2020甚至20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没看到的东西,也留在了那里。
光刻机是其中之一。在力主把光刻机项目列入国家「十五」重大专项的时候,他说过:「中国要从芯片的消费大国转变为芯片的制造大国,必须攻克这个堡垒,掌握这一核心技术。」
这句话是2000年代初说的。二十多年过去,这个堡垒还没有攻下来。
2011年4月18日,他还参加了一场上海集成电路行业的活动。5月9日,何吉林到瑞金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说:「工作不累。总算把前任遗留的问题都解决了,中芯国际又开始盈利了,我也可以把担子交出去了。」
2011年6月27日上午6时45分,他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64岁。
陆郝安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说:「就在三个月前,江先生还以抱病之躯主持召开了上海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划讨论会,为上海市政府提供战略咨询。江先生未能看到他呕心沥血、为之工作到生命最后时刻的上海半导体产业战略规划最后定稿。我们只有更加倍的努力,来实现江先生对上海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愿景。」
他最后说的话,是关于几个他再也去不了的地方。
「我再也看不到了,你们一定替我去看看。」
「你们要继续关心这个项目,有时间代我去海南看看,我是再也去不了啦!」
告别仪式上挂着一副挽联:
「散英魂寄千万雄鹰翱翔神州,尽智魄载十亿慧芯呼唤华夏。」
下半句里有一个「芯」字。


大事记年表
1947年——生于福建,籍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自小在福州长大
196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次年学业中断
1970年——毕业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
1978年——与妻子吴启迪同考回清华大学,攻读信息专业硕士
1979年——赴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
1987年——获博士学位(数字移动通信方向),学成回国;同年参与海南经济规划调研,由此进入海南工作
1991年——当选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93年——4月10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挂牌成立,出任首任局长兼党委书记;同年被列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未参加竞选活动
1997年——调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年底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建议,在浦东规划22平方公里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率上海代表团访问硅谷,与两家北美半导体协会合办上海信息产业座谈会
1999年——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提出「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线,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
2000年——张汝京来沪考察建厂选址;8月1日,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打下第一根桩
200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年底查出罹患癌症
2003年——11月,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各部委建议最终凝炼为16个重大专项,芯片制造装备(业内称「02专项」)为其中之一
2004年——3月,在上海一次国际半导体设备展上力邀尹志尧回国创业;推动中微半导体落户上海;经他牵线,中微获国家开发银行5000万美元无息贷款
2006年——任中芯国际独立非执行董事;10月22日在北京民族饭店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2009年——6月23日,接替王阳元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
2010年——中芯国际成立十周年,签署公司当年年报《主席报告》;当年公司营收超过15亿美元,首次实现全年盈利
2011年——4月18日参加上海集成电路行业活动;6月27日上午6时45分病逝,享年64岁
2012年——6月,高陶所著传记《中国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7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座谈会

术语注释
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以直径200毫米(即8英寸)硅片为加工对象的芯片生产线。硅片尺寸越大,单次可产出的芯片越多、单位成本越低。2000年前后,8英寸线是国内最先进的一档。
刻蚀机:芯片制造中把材料按图形「刻掉」的设备。芯片不是画出来的,是「盖」出来的——铺一层材料、刻出图案,再铺再刻,重复几十到上百次。刻蚀机就是那把刻刀。
CCP刻蚀: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主要用于刻出深而直的沟槽,是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的关键工艺之一。中微的第一台设备即为双反应台CCP刻蚀设备。
双反应台:一个真空反应腔内放置两个可独立操作的反应台,使设备效率比国外同类产品显著提高。这是中微早期的一项自主设计。
65到45纳米:芯片制程节点的一种表述方式,指晶体管关键尺寸的量级。65到45纳米是国产高端刻蚀设备最早覆盖的量级。
02专项:全称「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因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16个重大专项中位列第二而得名,2008年启动实施。
集成电路代工(Foundry):只替客户制造芯片、不自己设计芯片的商业模式,中芯国际即属此类。
独立非执行董事:不在公司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独立于公司股东的董事会成员,主要职责是监督与制衡。
清洗设备/量测与检测设备:清洗设备用于在每道工序前后清除硅片表面的颗粒与杂质;量测与检测设备用于在制造过程中测量线宽、膜厚并查找缺陷。两者与刻蚀、薄膜沉积同属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门类。
张江微电子开发区:位于上海浦东的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由江上舟提议规划,现为国内芯片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