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命科学史上,有一位伟大却不为人知的学者。
是他,一手将“物理方法研究生命”的理念从西方引入中国,建立起国内首个生物物理研究所。
也是他,在显微镜下发现“细胞重建”现象,打破了“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产生”的传统认知,为生命科学开辟新视野;
同时他还是“两弹一星”工程中的“生物防护者”,牵头研究核辐射对生物的影响,为科研人员和军民筑起安全屏障。
从德国实验室的原生动物研究,到中国生物物理学科的枝叶繁茂,他用80余年的科研生涯证明:生命的奥秘,藏在微观世界的跨界探索里。
掌声有请本期主人公,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中科院院士,生物学家、教育家贝时璋。
原生动物里的“追光者”
1903年10月10日,贝时璋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
幼年时,他常蹲在自家院子的水缸边,看水里的小虫游动,好奇这些小生命是怎么长大的。这个疑问,成了他一生探索生命科学的起点。
1919年,16岁的贝时璋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今同济大学)。
在接触到显微镜后,他立刻被微观世界吸引:“透过镜片,能看到另一个活着的世界,比肉眼看到的更精彩。”
1921年,同济毕业后,贝时璋赴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福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图宾根大学。
在图宾根,他师从著名生物学家哈姆斯教授,主攻原生动物学。
当时的西方生物学界,普遍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且只能通过细胞分裂产生”,但贝时璋在研究纤毛虫(一种原生动物)时,发现了异常。
他观察到某些纤毛虫在饥饿状态下,细胞会分解成一个个“小颗粒”,这些颗粒随后又能重新组装成完整的细胞,且组装过程没有经过传统的分裂步骤。
难道细胞还能“重建”?这个想法在他脑海里就此生根。
为了验证猜想,贝时璋在实验室里搭建了精准的培养环境:用特制的培养液控制纤毛虫的营养摄入,用显微镜连续48小时观察记录,甚至用物理染色法标记细胞颗粒的运动轨迹。
1932年,他在《德国动物学杂志》发表《对纤毛虫生殖的研究》,首次提出“细胞重建”理论——即细胞不仅能通过分裂产生,还能由非细胞形态的物质(如细胞颗粒)重新组装形成。
这篇论文引发学界震动,有同行质疑“实验数据是否可靠”,贝时璋随即公开了200多幅显微照片和详细的观察记录,用证据回应质疑。
哈姆斯教授评价:“贝的发现,让我们对细胞起源的认知,打开了一扇新门。”
1934年,贝时璋放弃德国的科研机会坚定回国,受聘于浙江大学,负责筹建生物系。
当时的浙大生物系只有3间实验室、5台旧显微镜,他从零开始搭建教学与科研体系。
从亲自编写《普通生物学》、《原生动物学》教材,将德国的先进实验方法融入教学;到带领学生在西湖、天目山采集标本,教他们用物理仪器(如离心机、分光镜)分析生物样本……
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将物理学方法系统引入生物学教学。
有学生回忆:“贝先生上课总带个显微镜,讲细胞结构时,直接让我们看新鲜的草履虫标本,比课本生动多了。”
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贝时璋带着实验室的显微镜、标本和书籍,辗转浙江、江西、贵州等地,最后在遵义落脚。
当时条件有限,没有实验室,他就把老乡的民房改造成临时工作室,用罐头瓶当培养皿,用煤油灯加热控制实验温度;没有经费购买培养液,他就带着学生到山里采集泉水、挖取土壤,自制天然培养液。
即便再艰苦,他仍坚持“科研不中断”。
6年里,他着力研究“细胞重建”,观察到青蛙胚胎发育过程中,也存在细胞颗粒组装成新细胞的现象,进一步验证了理论的普遍性。
194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论文集》发表《蛙类胚胎发育中的细胞重建》,让“细胞重建”理论从原生动物扩展到高等动物,引起国际学界关注。
1949年后,贝时璋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敏锐地意识到,“生物+物理”的跨界研究是未来趋势,于是向中科院提议“建立生物物理学科”。
1958年,在他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个、也是当时唯一的生物物理专业研究所。
贝时璋为研究所定下方向:“用物理的仪器、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的本质”,并设立了放射生物、宇宙生物、分子生物等多个研究室——这些方向,后来都成了中国生物物理的核心领域。
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搞‘生物物理’?”
他笑着说:“生命不是孤立的,用物理的眼睛看生命,才能看得更透。”
生命科学的“架桥人”
“两弹一星”里的“生物卫士”
1960年,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核辐射对生物的影响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保护科研人员免受辐射伤害?核爆炸后生物如何恢复?
这些问题,没人比深耕生物物理的贝时璋更适合解答。
1964年,他被任命为“核辐射生物效应研究”牵头人,带领团队开启了一场“微观世界的防护战”。
当时的研究条件极其简陋:没有专业的辐射检测仪器,贝时璋就用自己设计的“生物剂量计”:通过观察果蝇、小鼠在不同辐射剂量下的存活情况,推算安全辐射阈值;
没有核试验现场的直接数据,他就带领团队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周边,采集土壤、植物和动物样本,分析辐射残留对生态的影响。
某次为了获取核爆炸后1小时内的生物样本,他和团队在距离爆心投影点20公里处的观测点蹲守。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翻了帐篷,他却死死护住装样本的保温箱,直到安全收集到第一批植物叶片。
通过大量实验,贝时璋团队得出了关键结论:核辐射的伤害具有“剂量效应”,低于0.5戈瑞的剂量对人体短期影响较小;
同时,他们发现某些植物(如沙棘、红柳)对辐射有耐受性,可作为核污染区域的“先锋植物”。
这些成果被写成《核辐射生物防护手册》,发放给“两弹一星”科研人员和周边军民,成为当时核防护的核心参考。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后,贝时璋又带领团队奔赴现场,研究氢弹辐射与原子弹的差异,提出“分层防护”方案——将科研人员的工作区域按辐射强度分级,不同区域采取不同防护措施,这个方案降低了辐射伤害率。
有位核物理学家回忆:“贝先生的研究,让我们在爆心附近工作时,心里有了底。”
除了核辐射,贝时璋还关注“宇宙辐射”对生物的影响。当时中国正筹备卫星研究,需要知道太空中的辐射是否会破坏生物样本。
1965年,他设计了“生物探空火箭”实验:将果蝇、种子等生物样本装入特制的密封舱,由探空火箭送入80公里高空,回收后观察样本的存活和变异情况。
实验中,密封舱的温度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样本差点因高温损坏,贝时璋连夜改进保温层,用石棉和铝箔制作双层防护,最终成功获取了宇宙辐射对生物影响的第一手数据。
这些数据,为后来“神舟”飞船搭载生物样本奠定了基础。
生命科学的“跨界拓荒”
1970年前后,贝时璋将研究重心转向“分子生物物理”和“脑科学”。
当时的中国,分子生物学刚起步,他亲自到国外考察,引进电泳仪、超速离心机等先进设备,还邀请国外专家来所讲学,让中国科研人员快速跟上国际前沿。
1978年,他在生物物理所建立“分子生物物理研究室”,带领团队研究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首次在国内完成了牛胰岛素的物理性质分析。
这项工作,为中国后续的蛋白质工程研究铺平了道路。
贝时璋还格外重视“学科交叉”。
1980年,他牵头召开“全国生物物理学术会议”,邀请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共同参会,提出“生物物理要服务于医学、农业、航天”的理念。
在他的推动下,生物物理所与医院合作开展“辐射治疗癌症”研究,用物理方法精准定位癌细胞;
与农业部门合作研究“辐射育种”,培育出抗倒伏的小麦品种;
与航天部门合作研发“太空生物实验装置”,为卫星搭载生物样本提供技术支持。
他常对学生说:“科学没有围墙,生物物理的价值,就在于把不同学科的‘桥’搭起来。”
1983年,80岁的贝时璋没有退休,反而启动了“细胞重建”的深入研究。
当时分子生物学已进入基因时代,他用基因测序技术重新验证早年的发现:通过分析纤毛虫细胞重建过程中的基因表达,发现有12种基因在重建阶段会特异性激活。
这个发现,为“细胞重建”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证据,也让国际学界再次关注这一理论。
1993年,他出版《细胞重建学说》,系统总结了60年的研究成果,书中收录的3000多幅显微照片和实验数据,成为生命科学的宝贵资料。
科学精神的传承与回响
贝时璋的一生,不仅是科研的一生,更是育人的一生。
他培养的学生中,有10人成为两院院士,包括“中国酶工程之父”的邹承鲁、“分子生物物理专家”的梁栋材等。
他教学生有个特点:不直接给答案,而是教方法。
邹承鲁曾回忆,自己刚进生物物理所时,研究蛋白质遇到瓶颈,贝时璋没有指导具体实验,而是让他“先去图书馆查100篇相关论文,找出别人没解决的问题”。
这种“独立思考”的培养方式,影响了一代生物物理学者。
晚年的贝时璋,仍保持着每天到研究所的习惯。
90岁时,他还在主持“脑功能成像”研讨会;
95岁时,他写下《我的科研之路》,总结自己的科研心得:“做科学要‘三心’——好奇心、耐心、责任心”;
100岁生日那天,他还对来看望他的学生说:“生命科学还有很多未知,你们要继续探索。”
为表纪念,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中国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发现的小行星批准命名为“贝时璋星”,国际永久编号36015。
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贝时璋奖和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基金等,先后设立。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
他的葬礼上,生物物理所的科研人员抬着他生前常用的显微镜和实验笔记,送别这位“微观世界的探索者”。
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浙江镇海的海边——那是他童年看原生动物的地方,也是他科研梦想开始的地方。
2010年10月29日,贝时璋院士诞辰108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贝时璋传》正式出版发行。
从纤毛虫研究到学科建立,从核防护到分子生物物理,贝时璋用一生践行了“跨界探索生命”的理念。
他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一个个扎实的实验、一个个创新的理论,为中国生命科学搭建起从微观到宏观、从基础到应用的桥梁。
如今,当我们在实验室里用物理仪器研究细胞,当我们在核辐射防护中参考“剂量效应”,当我们在太空生物实验中应用他当年的数据时,都在与这位“微观破壁者”进行跨时空的对话。
同舟共济永放光芒,春风化雨终生难忘。昨天(10月29日)是贝老的忌日,向这位生命科学的一代宗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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