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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岁“最长寿院士”贝时璋长寿养生秘诀揭秘:“黄金四条”坚持一生,成就百岁不老传奇

作者:佚名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4


  

如果不是那张照片,很多人可能根本叫不出他的名字。

黑白底片上,一个清瘦的老人,眼神透亮却分明有些疲惫,侧身坐在椅子上,身后是书架和老式台灯——这就是贝时璋,中国科学院资历最老的一位院士,也是“最长寿院士”,活了整整107岁。

他不是明星,不是网红,甚至连“名人养生课”这类节目都不会邀请他。但一堆实打实的数字摆在那儿:98岁前没住过院,100岁思路依然清晰,103岁走路不用人扶,106岁才坐上轮椅。

于是,大家开始好奇:这个老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有人想象他吃着各种营养品、保健药;有人猜他有专门医生团队每日护理;还有人说,他肯定有什么民间秘方。

结果,他自己总结的长寿秘诀,却简单得有点让人失望——宽厚待人、淡泊名利、饮食清淡、适当运动。

要不是他活了107岁,这四句话可能会被很多人当成鸡汤,滑过去就算了。

但问题是,他确实活到了107岁,而且一路清醒、一路安然,这就让人不得不认真一点,去看看这四句话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生。

说白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一个“如何长寿”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怎么活得不憋屈、不糊涂,还能活得久一点”的故事。

先从“宽厚待人”说起。

贝时璋1903年出生在浙江镇海的憩桥镇,一个离海十几里的穷地方,家里几代都是渔民。如果你去过那样的小镇,大概知道那种生活——风浪说来就来,日子说好也好不到哪去,家家户户就是多一条网、少一条网的差别。

贝家的条件谈不上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紧张。但这个家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的母亲,陈阿花。

她不识字,却有一套自己的“人生课程”。

她对儿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男人要赡老养小,所以男孩子要勤快些。”

这句话看起来挺传统,甚至有点老派,可你要知道,当时她的眼里,男人就是那个要扛事、要负责的人。于是,从小她就让贝时璋干家务:抹桌子、扫地、帮忙结渔网。

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贝时璋放学回到家,必须先结完三行渔网,才能吃饭。现在很多家长估计要心疼孩子,说作业都那么多了,还干活?但在那个年代,她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训练:先尽责任,再享受。

她不仅要求孩子勤快,更重要的是,她几乎从不跟人争执。

邻居有事来找她帮忙,她基本不会拒绝。她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人家找你帮忙,是看得起你,能帮人时一定要帮,人家才会尊重你,你有了困难才会有别人来帮助你。”

你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其实很现实——它既不是那种伪圣人的“只付出不求回报”,也不是算计式的人情往来,而是一种简单的生活逻辑: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一个循环,你平时做事宽厚一点,人情账迟早会回到你身上。

这种观念,对一个孩子的影响非常深。你可以想象,一个在渔村长大的男孩,他看到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母亲每天具体的行为:勤俭、忍让、帮人。

这些东西,在他心里慢慢变成一种底色。

等到他老了,这种底色仍然非常明显。

他晚年住在北京,四个孩子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各自有事业有家庭,有两个在北京,两个在外地。子女们给他请了保姆,定期来看望他。按理说,以他的年纪和身份,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管,舒服地过日子。

但他偏偏坚持一个原则:能自己做的,就不麻烦别人。

他五点半起床,一睁眼先整理卧室兼工作室,叠被子、擦桌椅。自己的内衣裤、袜子、手帕和抹布,他常年坚持自己洗。

不是家里没条件,是他觉得,不应该让旁人替自己承担太多琐事。被人照顾这件事,在他看来是一种“需要节制的享受”。

这种“尽量自理”的习惯,跟他小时候母亲那套教育,是一条线延伸下来的。

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他这个人。

家里有个保姆李妈,在贝家干了几十年,跟一家人已经像亲人一样。2004年,李妈七十岁,她儿子决定把她接回老家养老。临走那天,贝时璋忍不住掉眼泪,对她说了几句话:

“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给你拿3万块钱,做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人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你可以说这是“有钱人出手阔绰”,但仔细看,他说话的重点不是钱,而是认可和祝福。他先肯定她几十年的付出,再肯定她儿子的孝心,还明确说那笔钱是“养老钱”“路费”,不搞什么虚头巴脑的场面话。

宽厚,不是嘴上说“好好好”,而是别人跟你相处久了,真心觉得你值得信任、值得托付。

从一个渔村妇女的朴素生活观,到一个百岁科学家对保姆的真诚告别,所谓“宽厚待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他整个人生的一条线。

再看“淡泊名利”,这条其实更容易被说成口号,但在他身上也有很具体的来源。

他父亲贝庆扬,是另一个关键人物。

这位老爷子一开始也是渔民,但他不满足于这样过一辈子,决定出去闯闯。他孤身去了上海,在一家京货店当伙计。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上海,繁华和辛苦是同时存在的。做伙计,工资不高,杂事一堆,但他在那儿学会了读书、写字、打算盘。

后来,他又被介绍到德国人办的乾泰洋行,当中国账房。和德国人长期接触,他慢慢意识到,知识可以真真切切改变命运。于是,一个看似有点“远”但又非常自然的念头在他心里冒出来——让儿子读书,甚至送去德国留学。

这个念头放在一个经济条件有限的渔民家庭里,是很大的冒险。

母亲陈阿花完全不识字,但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说:“家境再贫寒,我们也要让儿子读书!”

于是,两口子在窘迫的生活里,硬是举债送儿子求学。

这件事在贝时璋心里,是一辈子忘不了的。你别以为他后来成为科学家就“自然高知”,其实很多高知识分子心里都有这种强烈的阶层记忆——我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我是家里人咬着牙,把我送出来的。

他从小就不断转学、考试,先在汉口、上海读书,考入德国人开的德华中学,再考进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他一路跳级:四年小学、四年半中学、两年预科,总共不到十一年,就拿到大学预科文凭。

1921年,刚满十八岁,他在父母支持下,自费去德国留学。

这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他踏上的是一条“通往功名”的大路。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八年后,他拿到了德国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博士。

但从后来的选择看,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不是“名人”,而是“做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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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他回国,在浙江大学教书二十多年,从副教授做到教授、生物学系主任。1958年,他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至1983年卸任。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创了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为中国生命科学和载人航天打了基础。

说句实话,这种履历,足够一个人在各种场合“抬头挺胸”了。

但是,他在做学术时,有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很多论文,他手把手带学生去做,但最后发表时,他常常不署自己的名字。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学术圈并不算普遍。很多导师都会挂名,一来体现贡献,二来也算一种资历的累积。但他宁愿退后一步,让后来的学者站到前面。

有人觉得他“太过淡泊”,但他自己看得很简单——真正的满足,是来自实验室和图书馆,而不是来自榜单和排名。他说:“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是待在图书馆里看书。”

你可能会觉得这话有点理想主义,但看他每天的生活就知道,他不是说说而已。

他到八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当所长了,按常理,本该退下来颐养天年。但他每天早上七点一刻,仍然准时进研究室。对他来说,“不上班”只是一个行政状态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实质不变——看文献、做研究、思考问题。

这种长期稳定的精神重心,说难听点,是“有点单调”,但说好听点,就是“宁静致远”。

这种淡泊,不是清高,而是他真的找到了自己永远不会腻的东西。

把学术当成乐趣,把荣誉当成旁枝末节,他的心态因此一直相对平和。一个人心里不天天盘算“别人怎么看我”“我是不是被忽视了”,他的精神消耗就少很多。

这跟他后来的长寿,很难说没有关系。

他一生最重要的情感支撑,是他的妻子程亦明。

程亦明是江苏吴县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生物学系,后来做中学老师。1931年,两人结婚。

这一段婚姻,你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搞科研的男人,遇到一个理解他、支持他、但自己也不是没事业的女人”。

夫妻俩性格确实互补——程亦明脾气比较急,有时候难免着急上火;贝时璋则脾气好,几乎从不跟妻子争吵。儿媳朱蔓萝回忆说:“我嫁过来30年,就没见过父母吵过架。”

不是说他们没有分歧,而是贝时璋的态度决定了很多事情——他在家庭里选择“退一步”,把耐心留给最亲近的人。

程亦明在家里,做的是非常传统但又极其耗心力的角色:养育子女、侍奉老人、操持家务。她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拿这种付出去跟别人“比价”。她就是在自己能撑的范围内,尽量给这个家提供稳定的后方。

而贝时璋则在前方,把科学事业一步步做成。

这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简单故事,而是两个性格不同的人在一个家庭里找到平衡:一个在外面追求理想,一个在家里支撑整个生活,两个人彼此信任,彼此成全。

这种稳定的亲密关系,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淡泊名利”这个词,如果没有情感支撑,容易变成“孤零零地淡泊”,说白了就是孤独。而他不是,他有一个能跟他并肩走几十年的人。

1995年,程亦明在91岁时去世。

那一年对他来说,是人生的巨大拐点。之前每天去研究室,之后只能改在家里“上班”——不是身体突然不行了,而是心里那根线断了一截。他失去了一个陪他走了六十四年的伙伴。

很多老人经历这种丧偶时,整个人会塌下来,不想再参与什么工作,不想再跟世界打交道。但他选择在家继续工作,每天坚持看书、做笔记、写文章,保持三个小时的“精神劳动”。

到了百岁之后,他仍然关注着科学进展,努力跟上时代。他不是那种“我这一代已经做得够多了,剩下的你们年轻人去搞”的态度,而是持续地对真理保持兴趣。

他的孙女贝泠后来回忆说:“爷爷因为高寿,许多人都询问过他长寿的秘诀。其实,在我看来,爷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个性,结合着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追求,是最简单又最有效的长寿良药。”

你要是把“淡泊名利”理解成“不上进”“不奋斗”,那跟他完全相反。他淡泊的是名,是利,不是目标和热情。他对科学的那股劲,一直没松过。

说到“饮食清淡”,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少油少盐吗?谁不知道?可真正做到的人没几个。

贝时璋在饮食这件事上,说不上有多“讲究”,但有几个原则特别明确:清淡、不挑食、荤素搭配、重视卫生,不信“补品”。

他一日三餐吃得很规矩,基本不吃零食,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难。他从不追求什么大鱼大肉,也不迷信“高档滋补品”那套。按照家人的说法,家里根本不买那些保健补品,他自己也不感兴趣。

他非常在意“干净”和“分餐”。家里吃饭时,每个人有两双筷子,一双专门用来在公盘夹菜,另一双只在自己碗里使用。看起来是个小习惯,但长期下来,家里人基本没有肠胃病。

这其实就是把“讲卫生”落实到特别具体的日常动作,既不复杂,又非常有效。

穿衣这方面,他又是典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安于清贫,对物质要求极低。一件冬衣可以穿十几年,有破就补,能穿就继续穿。有人劝他换新的,他笑笑说:“新的哪有旧的舒服?”

这句看起来有点“老顽固”,但你稍微想一下就懂——旧衣服有身体的记忆,有生活的痕迹,他穿着自然觉得安心、舒服。不是他买不起新衣服,而是他不需要用“新”来证明什么。

饮食、穿衣这些事情,听起来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术——没有复杂的食谱,没有昂贵的营养方案,也没有精致的生活仪式。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东西:节制。

不追求过度的享受,不把吃穿当成人生的重点,反而把精力留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科学、家庭、思考。

对身体来说,这种长期适度的状态,比偶尔去健身几个月、或者疯狂买保健品,要靠谱多了。

至于“适当运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你一个搞学术的老头子,还能有什么运动?其实他做的也不夸张,就是把“动一动”当成一天里必不可少的部分。

早年他去研究所上班,来回路程本身就是一种日常活动量。后来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去实验室上班,他发现自己走路少了,就在家里绕圈,每天坚持走三千步。

你可能觉得三千步不多,现在动辄号称一万步、两万步。但对一个百岁老人来说,能每天稳稳当当走三千步,就已经是非常可观的运动量了。

除了走路,他还自己编了一套简单的操——揉揉手、按按脚、按摩头部,活动各个关节,坚持每天练两次。有点像现在很多老人练的保健操,但他那套更多是自己对身体的感觉总结出来的。

这些动作不剧烈,却定期、稳定地刺激身体的血液循环和关节活动。加上他长期饮食节制、心态平和,身体一直处于比较良性的状态。

结果就是,他一辈子没怎么生大病,98岁之前没住过院。103岁的时候,走路还不用人扶,握手还很有劲。只有到了106岁,他走路开始吃力,才坐上轮椅。

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2009年10月29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107岁。

如果把他的晚年生活摊开来看,会发现它并不复杂:每天固定的起床时间,适度的劳动和运动,简单清淡的三餐,一点科学研究的思考,一点与家人的往来。没有戏剧性的高潮,但非常稳定。

他自己总结一生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的一生,心平气和,与世无争,少享受,多奉献;把母亲勤劳节俭、为人宽容厚道的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坚定意志,排除一切困难,继续奋斗终生,希望21世纪成为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世纪。”

很多人把这段话当作“名人语录”,但如果你把它跟他的生活一一对应,会发现它不是文案,而是实录。

心平气和——他不跟人争权夺利,不把情绪耗在不值得的事情上。

与世无争——不是退缩,而是知道自己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不被杂事牵着走。

少享受——不是苦行,而是有节制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不让欲望拖垮身心。

多奉献——他在学术上压制个人名利,让后辈的名字站出来,在家庭里给足妻子支持,让整个家稳稳地运转。

把母亲的教导当座右铭——他一辈子记着那个在渔村里教他结网、教他帮人的女人,把那套非常朴实的人生观活成了具体的选择。

坚定意志、排除困难——从穷孩子到德国博士,再到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他走过的路不会轻松,但他始终往前走。

继续奋斗终生——他做到一百岁还在工作。

希望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一个搞科学的人,最后眼里看的不是自己,而是更大的共同体。

你要说他的长寿有没有什么“秘密”,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叠加起来的结果:有稳定的家庭和人际关系,有明确又持久的精神目标,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有适度的运动,有一颗不急不躁、不怨不怒的心。

宽厚待人,让他在人际关系中少了很多情绪消耗;

淡泊名利,让他在职业道路上减少了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饮食清淡,让身体远离很多现代病的诱因;

适当运动,让衰老的过程尽量变得温和。

这些事单拉出来看,都不稀奇,甚至有点像大家早就知道的“常识”。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却做不到。或者说,只能短时间做到,很难一辈子坚持。

贝时璋这一生,最大的“不可复制性”,不是四条原则本身,而是他从二十岁到一百岁,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这些原则活成习惯。

你看到他107岁的高寿,其实看到的是一种特别扎实的生活结构:工作和生活有规律,饮食起居有条理,家庭幸福、子女孝顺,心态平和不折腾。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他的长寿底盘。

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可能做不到他那么极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借鉴——不要总想着找到一个“惊天秘方”,而是把那些看上去普通到有点无聊的常识,慢慢变成自己真正的习惯。

把“宽厚”从一句漂亮话变成具体的待人方式;

把“淡泊”从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标榜,变成你面对诱惑时真的能说一句“我不需要”;

把“清淡饮食”这个医生嘴里的建议,变成你每天实际吃下去的东西;

把“适当运动”这个人人都懂的道理,变成你脚下走出来的步数和每天活动的时间。

等你把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再回头看,可能会发现:长寿这件事,从来不是什么玄学,它就是一辈子不太折腾,不太伤身,不太伤心,又能一直保持一点热爱和好奇心。

贝时璋的人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