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采访为1988年美国记者采访（亦有资料标注为1998年Bill Moyers节目《A World of Ideas》）。以下为根据网络公开资源整理的中文稿。

一、关于中国人对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记者：中国人当时如何看待一位美籍华人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也是当时唯一一位？

杨振宁：应该说他们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会曾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应该允许华人移民。当时有位著名证词来自一位所谓的学者，国会记录中明确记载，他声称中华民族无疑是劣等民族，还提供了所谓科学证据——他测量了不同种族群体的大脑容量，试图证明中国人确实低人一等。这给中国人民带来深刻创伤。因此我认为，若要问最重要的反响，便是我和朋友李政道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回中国时，那种无比的自豪感，我能切身感受到。

二、中美教育差异：纪律与自由

记者：对全球17个国家的青少年进行了排名，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生物成绩垫底，化学排第11位，物理第9位。这些数据和事实说明了什么？

杨振宁：来自东方的孩子更守纪律，他们往往更愿意听从父母和老师的教诲，并懂得要先努力才能享受成果。美国的教育体系则截然不同，我这么说并非价值判断。比如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我妻子也原籍中国。

记者：你们有几个孩子？

杨振宁：三个，两男一女，现在都成年了。我发现他们很小的时候，当我建议他们做某件事时，他们会直接拒绝，理由是“太无聊”。而这种因为某事无聊就不愿做的观念，在东方孩子身上几乎不存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结构不同，他们接受不同的熏陶，因此不会形成凡事追求即时满足的心态。在这里的孩子总想立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往往不现实。

记者：如果你的三个孩子是在中国而非长岛长大，他们的教育会有何不同？如你所说，他们会受何影响？

杨振宁：我思考过这个问题，相信他们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意味着他们会愿意接受训练。但这在美国行不通。当然我和妻子曾努力告诫他们这样不行，必须用功学习，他们确实听了，但由于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东方教育体系更具优势，其具体表现其中之一，正如报告中所指，当对高中生进行科学或数学测试时，美国学生平均成绩较差。

三、东方教育的“抑制作用”

杨振宁：但另一方面，东方教育培养的孩子往往过于谨小慎微，总觉得已有无数先贤取得辉煌成就，自己微不足道。教材中强调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让学生不敢挑战这些历史伟人。这种教育产生抑制作用，导致学生过于畏缩。

记者：确实利弊兼有，这点在我们研究生身上很明显。来自东方的研究生，更沉静好学，成绩优异，但往往缺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杨振宁：是的。因为他们自然而然地、潜意识地告诉自己：“规则在先，我必须守规则。”他们不想否认以前的人所写的东西，也不想批评前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中国历史、哲学、文化和宗教的大师。

记者：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杨振宁：是的。一切，不仅是中国的。他们也知道有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你又是谁？怎么可以挑战这些人？这使得他们不易烦躁，可是也使得他们太过于胆小。这种胆小的态度在他们后来希望变得更有创造力或更有想象力时是一个障碍。

记者：因此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换。东方社会有更守纪律更有毅力的学生，他们愿意为了长久以后的薪水而努力工作，但是他们少了一种超越了常规的个人精神所具有的创新胆识。

杨振宁：是的。在这方面，东方的小孩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如果你比较一下东方、欧洲与美国，欧洲处于其他二者之间，但比较接近于美国。欧洲的学生一般比美国的学生训练有素，胆子也较小。

四、文化根源的思考

记者：你认为造成这种基本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要知道每种文化都是特定历史力量经世纪沉淀的产物。

杨振宁：我虽非社会学家但喜欢思考。美国作为新兴国家，文化充满活力，西进运动的开拓精神仍深植于民族基因。这种注重实用与个人的理念，长期在美国奏效，取得巨大成功，至今影响深远，这种精神依然存在。过去四十年间，美国也逐渐成熟，对学术的敬重与日俱增。

五、“知之为知之”——渗透式学习

杨振宁：中国有句古训大意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教育体系。所以孩子如果不懂装懂便会受到责备。这样培养的基础更扎实，不会贸然发表不成熟的见解。

记者：缺点呢？

杨振宁：缺点则是容易畏首畏尾。我常告诫来自两岸的研究生，必须突破这个局限。参加研讨会时多半听不明白，实属正常，我告诉他们不必害怕，我参加时也常感困惑，这很正常，并非坏事，因为你再次参与就能学到更多。我称之为潜移默化，这种学习方式在中国不被提倡。中国研究生不够大胆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涉足半知不解的领域。但前沿研究往往处于探索阶段，本就似懂非懂。

六、美国科学教育的隐忧——日本的警示

记者：但按此说法，美国科学实力应该更强，然而现实我们不断听到美国正沦为科盲国家的警示。

杨振宁：关键在于美国体系能培养足够多精英支撑前沿领域发展一段时间，但普通民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确实令人担忧，这点最值得警惕。

记者：为什么？

杨振宁：看日本就知道，他们如何取得今日工业实力，正是凭借更多受过教育的人，更多掌握真才实学的人，不止一纸文凭。

记者：而是实学。

杨振宁：是的。更多国民接受科学教育，教育程度更高，特别是科学素养更突出，这很明显。你提到的各项测试中日本学生表现优异，因为他们真在学校读书，美国孩子大多不是。少数天资聪颖者仍能在这片混沌中成才，他们确实杰出，并受到美国体制崇尚自由鼓励个人成就的培育，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杰出组织者或科学家。这就是美国的支撑力量，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现代社会建设需依赖全体国民具备知识素养与正确动力，这正是我认为美国未来最大隐忧所在。

七、日本科技人才的警示

记者：日本人口只有我们一半，每年培养的科技人才却是两倍，如今他们更欲进军基础科学领域。

杨振宁：过去四十年他们侧重应用领域而非基础科学。

记者：而这恰是我们的传统优势，现在他们正迎头赶上。

杨振宁：是的。日本人口仅我们一半，但每年培养的科技人才却是我们的两倍。他们现在要全力进军基础科学领域，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如果他们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在一亿两千万人口中必然涌现大量聪慧青年，若有资金支持，懂得组织引导，鼓励这些年轻人投身擅长领域，必将取得成就。日本基础科学虽尚未达到美国水平，但正在快速接近。

八、关于动手能力的讨论

杨振宁：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动手，所以念物理的都去念理论物理。我现在认为这是一个错觉。确实，很多中国留学生出去以后觉得自己不会动手，可是这个原因是在国内没有动手的习惯，也没有动手的条件。而中国学生很勤奋，理论念得很好，所以出去以后，自然而然觉得念理论最好。

杨振宁：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里，念物理的有中国血统的人差不多有20个人，这20个人中的绝大多数，我想是5比1吧，都是念实验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去的时候原是要念理论物理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就转了，而且转了以后有大成，所以被选进了美国科学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说明中国人不会动手是一个错觉。

九、关于留学建议

记者：优秀学生是否该出国？

杨振宁：这个我想与学科有关。如果你学的是理科，如果有机会留学，是很好的，原因是在外国接触最先进的题目的机会比较多。不过这句话还要再修改一下，美国的大学多得很，不好的大学也多得不得了，进美国的不好的大学还不如留在国内。像别的方向，如人文科学、经济学，我觉得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结构，我觉得出国不一定最好。

杨振宁：像北大、清华这类学校，大学阶段的教育不但不比外国最好的学校差，甚至可以说更好。如果学生能拿到斯坦福这类顶尖名校的奖学金，出去是更好的选择。从长远来讲，最好的学生到最好的学校，会有大发展，这是明智的。

注：本逐字稿根据网络公开资源整理，部分表述可能因翻译差异与原始采访有所出入。

原始采访为英文，本文为中文翻译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