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光甫：旧王朝的新青年
作者：徐昂 转贴自：网络 点击数：5
1882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八），陈光甫生于中国江苏镇江的小商人家庭。从年龄看，他比孔祥熙年少1岁，年长蒋介石6岁，年长胡适10岁，分别年长日后的好友张嘉璈8岁、贝祖诒11岁。到了12岁那年，其父陈仲衡因经商不利，改就汉口祥源报关行的职务。陈光甫即随父亲离开镇江而赴汉口，在祥源洋行做学徒。祥源洋行是一所报关行，兼营进出口业务。 自12岁至19岁，陈光甫在中国早期埠际贸易活动中学习成长。当时的报关业缺乏成熟的制度管理，舞弊丛生。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之下，中国商业环境的落后让年轻的陈光甫深有感触。各式商业投机行为给汉口带来种种市场风潮，陈光甫日后想起仍旧历历在目。直到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汉口开设分理处，华界氛围依旧如此，“比时因同业尚墨守陈规，沿以均用中国旧式账簿。是月中比十四日开始与本埠钱庄往来”。 与陈光甫熟稔的宋春舫记述这一段经验时，称他“当时因所受之刺激极深，便发生了一种志愿，将来如办一种事业，必以力矫此弊为目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得有今日之局面，皆由办事认真、丝毫无弊中得来，此为一毫不可掩的事实”。 汉口的早年生活直接影响了陈光甫日后在新式商业领域的创业。这一阶段陈光甫的学徒生活并不富裕，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朴素性情。对他而言，“吾人一生能得温饱，已属幸事，安可妄生他念，此大家应共同觉悟者也”。他曾回忆：“遵严命以清晨铁厂放汽声为起床之标准，此种印象，深镌脑中。” 后来，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陈光甫经常每日五六点起床工作，他强调：“忠实质璞，为立身之基础，奸巧侥幸终归于失败。银行一事是为耐劳守苦者终身之职业，但绝非吾人投机发财之地。”他经常批评投机经营，认为一味追逐财富是不可取的。他后来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重要助手伍克家抱怨：“我行用人中有入行后即受环境之恶势力麻醉（或谓中国人一生皆受此麻醉），不度德不量力，一心先要穿好的，吃好的，弄几个钱自己独立，别人有什么好处我也要同等待遇。此犹其小焉者耳。还有一般带遗传性的癖气，做事不肯研究，不肯用心，视行中生意之盈亏，犹夫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不关怀，对于行中一切之事不思过问。他们的宗旨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浸成为木偶式之行员。”他认为更危险的是“藉本行之地位发自己之财，藉本行之势力扩充自己之势力”。 他甚至向他人批评曾经自己的镇江同乡和属下唐寿民，“从兄二十年，由江苏银行月入十数元起，至每月收入八千余元，到汉后竟急急要东做生意，西做生意。若说其有意害我，则我不敢信，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做法？为何还不知足？此无他，乃受镇江环境式之麻醉也”。 对于远离家乡的陈光甫来说，少年时的成长主要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努力。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史叙述中，陈的“办事认真、丝毫无弊”也是银行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日后，他将认真负责的态度上升为一种商业理念：“本行之设，非专为牟利计也，其主要宗旨在为社会服务，凡关于顾客方面有一分便利可图者，无不尽力求之，一面对于国内工商业，则充量辅助，对于外商银行在华之势力，则谋有以消削之，是亦救国之道也。”这也是社会服务精神成为现代银行业共识之际，陈光甫的企业依然能成为典范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努力在其青年时期即得到了汉口著名买办景维行和地方要员端方的赏识。前者成了他的岳父，后者则为他日后出洋考察，提供了便利和资金支持。 19世纪末的汉口仍未摆脱中国传统城市的商业氛围，但新的气象已经出现。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与武昌一带发展的近代化工业很快吸引了陈光甫。陈光甫一生数度旅居汉口，对张之洞治下的汉口格外称赞：“张之洞为两湖总督之时，官拨资本设纱厂、麻布厂、丝厂、革厂、铁厂，练兵，设学堂，今日见之有如此之伟大魄力，可以推为先知先觉。”学徒时期的陈光甫几乎每个清晨都是在铁厂的放气声中醒来的。在庚子之乱前后，外人纷纷在汉口开辟或拓展租界，不断开辟马路，铺设路灯，新式的思想随着西方的器物慢慢传入。 1901年陈光甫自学考入邮局，并在邮局认识了他日后的得力助手杨敦甫。当时邮务司为汉口江汉关税务司兼任，邮局上级管理员有2名英国人，2名葡萄牙人。平日陈光甫就已见到西方人“对待华人常有无理压迫”。在邮局期间，他觉得“外人待华人，其侮慢已达极点，在邮局中，华人与洋人之待遇，亦极不公允。因日与外人接近之故，此种激刺，深入脑筋，久而不灭”。不过，陈光甫自强的性格让这种屈辱变成了动力：“余在当日即感想外人在租界之种种设备，何以不能自己建设，乃激动出国留学之决心，期求新知识与新思想，以尽服务社会之责任与使命。”他的自学能力又让他很快意识到“外人管理的方法，实胜于吾人万倍”。 出身商界底层的陈光甫后来自述：“西洋实业文明初次大量输入中国，中国士人类亦只有实业救国之理想，而无研究实业之学术，或即有其学术而亦鲜有实创其理想与学术之本领。当此之时，同人于银行方面，首先应用一部分西洋学术，实创而成我行。如此居风气之先，以新组织、新办法适应社会一种基本需要，本行遂取得社会人士之公认与拥护。” 或许陈光甫年轻时的想法并未有如此成熟，但中国二千年的重农抑商的传统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观念未有改变陈光甫继续从商的想法。当时赴海外留学者，修商科的留学生并不占多数，次于文学法政门类，更次于工程机械专业。多数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后还面临着能否学有所用的问题。故而有人评价陈光甫：“陈先生在美国，学的是商科，回到中国，自进江苏银行，以至现在，二十余年，始终和银行界未曾一日脱离关系，即是和商界，始终没有脱离过关系，以其所学，用之于世。从这点看来，陈先生不但是一个成功者，而且是成功者中间的一个幸运儿。” 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兴办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留学生。1902年，端方代理湖广总督，之后调任湖南巡抚。在此期间，端方继续鼓励出洋留学。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列传二百五十六》载端方如下：“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国际博览会，陈光甫因有与外人相处的经验，作为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并于博览会结束之后留美学习。1906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09年获商业学士学位毕业。多年以后，陈光甫通过中美文化学会（The Sino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向美国民众广播，其中谈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得到了那些在之后三十多年里最满意的私人友谊和商业伙伴。我非常钦佩美国的商业效率与生活方式，经常梦想着中美之间关于未来的理想能有合作的巨大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