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说的话题，是“写作的命运和选择”。我想尽量从自己的经历、处事说起，同时掺杂些对古今中外的写作人的观察。

我是1953年11月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的，当时刚19岁，写的是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最初刊发在报纸上，真正出版得到1979年——整整过了二十六年。而从出版到现在，我又继续写作了四十多年。有人问我，写作路上沾了什么光？我想，最大的“光”，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革命经历。具体的细节不细说了，只记得那段日子里，人是在动荡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后来才明白，这些经历正是写作的财富。

一个人有没有经历，对写长篇来说太重要了。短篇需要技巧、需要机智、需要设计，但长篇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长篇靠经历撑着。有些作者的一辈子就能写成一部长篇，而且没人能代替他写。有充足的人生经历，对长篇写作而言无比珍贵。你想啊，若有人把自己独特的经历写出来，很可能会是部了不起的作品；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写作的“好机会”。而非常幸运，我不仅有丰富充实的人生经历，还有幸有过做自己、突破自己的机会，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经历。

1963年，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主动申请前往新疆，在伊犁和当地人民同吃同住。顺便一说，我这人做选择有个特色：凡是大事，一般是10分钟以内就能决定。比如说1953年11月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写作，10分钟之内就开始买笔记本——我那时还不敢在稿纸上写，怕被人看成笑话，所以先在笔记本上写。反倒是买块手表这种小事，我能拖三年——一会儿嫌贵，一会儿又拿不定主意。去新疆前，我给爱人打了电话，没说太多，只知道此去是新的开始。

说来有趣，我最近忽然发现自己有一个优点——我是“社牛”。比如到了新疆，面对以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为主的农民，一开始我话都听不懂，就开始学维吾尔语。我逢人就打招呼、说维吾尔语，见人就说、见人就聊，说不清楚就再加上手势，没多久我就结交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我是从心里爱着人民，发自内心地热爱着各族人民的。因此我学维吾尔语时，特别注意口语，因为我是社交用的，不是为了研究用、学术用，而是为了能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如果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文学、对语言和文字产生热爱的，我总喜欢举一个例子。那是在我6岁半快7岁的时候，我阅读了一本《小学生模范作文选》。我清楚地记得，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叫《秋夜》，第一句话是“天空中出现了皎洁的月亮”。“皎洁”这词一下就把我迷住了，我终于知道了要怎么来形容月亮的光辉。那个时候，北京的月亮比现在还亮，因为没有光污染。但这种“亮”又和太阳的亮不一样，这是一种怎样的“亮”？我一看“皎洁”的“皎”，一个“白”字一个“交”字，我太高兴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个字！从那以后，每当我走到大街上抬起头，只要一看到明月，就会想起“皎洁”这个词语。

这正是文学的伟大之处：文学为世间的万物万象命名，不同的命名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和理解，给人的感受也会天差地别。就说过年吧，北方人吃饺子，但如果你叫“饺子节”和叫“年”就不一样，叫“春节”又不一样，叫“过大年”又不一样。叫法不同，滋味就不一样。

最让人难忘的命名，是把男女之情命名为“爱情”。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说男女之情不说“爱”字，而讲“情义”“恩情”，多感人。你爱我我爱你，是你对我有恩，我对你有恩——这是中国人的命名所赋予的意义，包含着一种原则、义务及责任感。五四后，又有“爱情”的命名，两个字把这份情感里的纯粹与热烈一下点透了。再看有些说法，比如“泡妞”，这就太荒唐了——若把爱情理解成“泡妞”，那是对情感的亵渎，更是对人的不尊重。

不懂爱情的命名，所产生的悲剧典型是《阿Q正传》里的阿Q。他向吴妈求爱，用的不是“爱情”“情义”“恩情”，而是“困觉”。就这两个字，他和吴妈就没戏了。我老设想，如果阿Q略有零星一点文学知识，应该在那个时候引用一句徐志摩的诗，对吴妈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吴妈或许听不懂，却也会觉得新奇——至少，那是对情感的郑重，不是粗鄙的冒犯。

文学改变了人对世界的认知程度。今天，文学是语言和文字的艺术，而语言和文字又是心理学、教育学、生理学都认定的人的思维的工具。心理学、语言学上一直有个争论，即人有没有脱离语言的“裸思维”？或许有，但绝大多数时候，思维、认知、情感、记忆，都要靠语言来承载，写作者最终是要通过精准的语言，来呈现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技艺。

论直观性、生动性，文学或许是不如杂技、美术的，那么文学的力量在哪里？世界本身就是诗，生活本身就是诗。文学和人生、和现实世界是同构的。这个世界本身是美好的，有喜悦、有悲哀、有想念、有回忆，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它有时间性的结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有空间性的结构。文学同样如此，是文学让人们对生命增添了喜爱之情。

我喜欢君特·格拉斯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写作，是因为“别的事儿都没干成”。这话听着实在，却藏着写作的真相：文学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生命、情感、灵魂、时间，若总想着急功近利，就完了。英国作家毛姆写过法国画家高更的故事，高更本是银行中高级职员，有体面工作、美满家庭，却突然迷上绘画。他的妻子发现后，请侦探跟踪，最后才知道丈夫每天泡在教堂里画雕像、收集艺术材料。妻子哭着说：“若他有外遇，我能把他拉回来；若他吸毒，我能送他去戒毒所；若他跟黑社会混，我能送他去监狱。可他爱上的是艺术，我赢不了。”连银行都立刻停了他的信用卡，解除了所有合同——艺术，从来都是“反世俗”的选择，要放弃很多享受，把全部灵魂都投进去。

泰戈尔有句名言：“上帝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我十几年前就说过，我发现有一些作家在作品中发各种牢骚。我们有时确实会把“忧患”作为写作的一个内容，但这些忧患要表现什么？无非是期待更好的时候，期待幸福的一切，期待健康、忠诚等等。我认为，我的作品正是我给世界留下的情书。泰戈尔说“上帝”，老子说“道法自然”，在我们来说自然是唯物论。法国曾有一个机构向全世界各国著名作家问出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写作？”巴金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巴尔扎克写的《人间喜剧》，光长篇就有一个系列，他高额地投入文学创作中自不必说。我看过法国电影《巴尔扎克》，里面的巴尔扎克很神经质，最喜欢发的牢骚是：“文学妨碍了我的生活，文学妨碍了我的爱情。”谁愿意跟巴尔扎克恋爱呢？他跟你说着说着话就会忽然走神，心里全是笔下的人物，对方说什么都听不见。还有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也这样，在海外旅行时认识了一位美女，正聊得投机，墙上一幅画突然吸引了他，他盯着画一动不动，任凭美女怎么表达情意，都像个“傻瓜”。再说说契诃夫，他早期用“契洪特”这个名字写作，写《小公务员之死》时把人性的卑微写得入木三分：小公务员在首长面前打了个喷嚏，怕得罪首长，反复道歉，最后被首长一句“神经病”吓得心脏破裂而死。我说得很复杂，但他写得简单极了，如微型小说一样，他就能写到这个程度。但他在影片《1890年的契诃夫》中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爱情生活也有狼狈的经历。

我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大家能给我们一个启发——从事文学创作，要献身文学的话，我们要健康：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对人生的理解，更要有健康的对社会的期待。

我常常愿意从健康上来理解人生。比如说一个人太渺小了，地球太渺小了，地球在宇宙里像尘埃，人生几十年不过是瞬间。这话没错，可反过来想，这不更说明了人生的珍贵吗？人生瞬间就完了，你不珍惜，人生就从你手里溜走了。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人生和无穷的宇宙相比，人生就像零一样；但人生和零相比，人生却又和宇宙一样，和无穷大一样。文学就是使人生变得长远，使人生有无穷的排列组合，有它的生命性，有它的可贵之处，有它的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北京有个相声演员叫方清平，我特别喜欢他说“长生不老”的段子：说的是有个城里的人都长生不老，夫妻俩在一起两万多年，丈夫刚要讲情话，妻子说一两万年前就说过了；后来想换伴侣，换了几万次，但这一个地区一共就这么点人，换来换去大家都腻了，反倒盼着“死”。想找医生帮忙死，预约号排到两百五十年后。后来终于看上了，拿了药，出了医院一想，这药肯定不灵，真能吃死人，这医生自己早死了。段子好笑，却也实在：任何的价值都离不开时间、机遇和奋斗。要是长生不老，人就没了着急的理由，没了拼劲，反倒丢了生活的意义。

所以，面对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都应当秉持一种健康的心态，我们要健康，要真正地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真正地不惜为文学献身，不怕文学使我们别的事都没干成。同时我们又要对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得起中国式现代化，对得起我们的文学。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众多读者喜欢文学的国家，更要对得起那些喜欢文学的人。我常想，若我不从事文学，或许连和大家聊天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用文字记录生活、表达想法了。写作于我，不是职业，是命运——是让我在短暂的人生里，找到永恒意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