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春和景明的时节，94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家门口的玉兰花正盛放。作为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的知名专家，王义遒的名字和国之重器“原子钟”深度绑定。狭小的书房“抱拙居”里，堆满各种文献资料，已届鲐背之年的王义遒操着一口宁波“灵桥牌”普通话，思考依旧深邃而犀利，言语中不乏幽默和豁达。“抱拙居”门口挂着的一对楹联“为人所弗为，乐自得其乐”，恰是这位“大先生”90多年人生的写照。

01乱世求学

“中国一定要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

1932年，王义遒出生于宁波市慈溪县黄山村（现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他的求学生涯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学期间曾在宁波的慈湖中学、宁波中学和效实中学就读。1950年初，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他又由宁波转学至江西省南昌二中（当时名称为“省立南昌第二联合中学”）。

王义遒就读的几所中学中，效实中学对他的影响最大。正是在效实，王义遒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们。他回忆，教数学的蔡箴五先生讲解慢条斯理，语言非常准确精练，“我对蔡箴五先生所教的代数，感到应付都有点吃力，所以学习是兢兢业业的。”化学老师孙佩兰先生用英文教学，让王义遒受益终身。“我在大学里没学过英语，之后能够读英文文献，写科学文章，甚至出国交流，主要就是靠在效实化学课上打下的那点底子，所以我要一辈子感谢孙先生。”

中学期间，王义遒亲眼见证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物价疯涨下民生的凋敝，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他开始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教育。他喜欢看《观察》《新中华》等进步刊物，也偷偷从同学那里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著作来读。当年在效实读书时，王义遒的宿舍床铺是靠门的上铺，正对着气窗外的路灯，因此他能在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看进步刊物，恰被值夜的军训教官发现没收，第二天才归还。王义遒至今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感叹：“真是有惊无险!”

受进步刊物的影响，王义遒坚信“中国一定要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他觉得自己应该向同学和社会“做点工作”，因此还是中学生的他办壁报、写文章，主动宣传革命进步观点。1949年5月，宁波解放。此后，王义遒更加积极追求进步，给同学们讲解“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还组织周围居民上“识字夜校”。1950年1月，王义遒在效实中学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1951年王义遒参加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一生最激动的事”，他写了迎接宁波解放的事。提及这段往事，王老显得有些“激动”，“一看这个题目，我简直要大声喊‘老子一生还没有激动过一回’，我真打算一字不写，交白卷，以示抗议！现在想来，这才真是我生平第一次‘激动’！”原来，对宁波解放，他早就有心理准备，到解放那天已经不怎么“激动”了。作文中，他把头天等解放军进城到第二天到宁波体育场参加欢迎大会的事罗列了一遍，“由于并没有什么激动的感情，文章平淡无奇。”

02负笈北上

“国之所需，我之所愿”

在南昌二中高中快毕业时，王义遒深信毛泽东“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的断言，决心投身文化建设，“北京是我国文化中心，我一定要到北京上学，报考清华、北大。”报考志愿时，他对学文还是学理拿不定主意，请教了当时的国文教师、班主任徐文星。徐老师说，现在国家要建设，更需要理工科人才。于是，他将清华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从那时起，“国之所需，我之所愿”成为王义遒一生的信条。

1951年，王义遒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高考填写的五个志愿依次是：清华物理系、北大地质系、北大历史系、清华中文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在1951年以前，清华物理系自是理科学子的精神圣地。北大地质系与历史系同样是久负盛名的实力派。而有四大导师传承的清华中文系，也是大师云集。而对于第五志愿的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他笑称：“我就想前面的考不上，就去做点实事，治理黄河很重要啊！”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清华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王义遒也随之来到北大物理系。1953年暑假，北大计划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指导高校学习苏联的教学改革和物理学科建设。当时俄语人才奇缺，王义遒被选中，突击学习俄语以应对专家翻译的需求。当时的王义遒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俄语，只能算是接触过，“因为当时一些教材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多少认识几个字母，发音就不行了。”1953年10月，苏联专家柯诺瓦洛夫抵华。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王义遒请专家提前把上课的内容写成文字，提前进行翻译，保证了翻译的质量和教学的正常进行。

柯诺瓦洛夫出差去其它高校指导工作，作为学术翻译的王义遒兼任生活翻译，俄语词汇量大涨。一次去天津，专家早起想吃粥（俄语名каша），王义遒听不懂，“到了餐厅，我才晓得原来他要吃什么，不过中国的米粥还是跟他所要的粥不同的，他要的是浇上黄油的麦粒粥。”王义遒最终圆满完成了翻译任务，回忆这段经历，他感慨：“做事脸皮要厚些，什么事情要敢于去做。”

王义遒与柯诺瓦洛夫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时，柯诺瓦洛夫曾说：“一个人的幸福来自受到别人的需要。这一年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经历半个多世纪，王义遒至今对这句话记忆深刻。在他2022年写就的回忆录《昨夜星光》中，《后记》的开篇，呼应了半个多世纪前柯诺瓦洛夫的“幸福”：“我是有滋有味、有苦有辣地生活过，并被人需要过。我这一生就算是幸福的了。”

03终生事业

“原子钟的作用甚至不亚于原子弹”

1954年，王义遒在北大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开始从事光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57年，王义遒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习波谱学。四年后，他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再次回到北大无线电系波谱学教研室。

在苏联，王义遒学的是核磁共振，回来以后很想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不过，北大无线电系系主任汪永铨教授一直希望，北大无线电系要承担重大国防课题，为国家强大作出突出贡献，为此他劝说王义遒从事原子钟的研究。王义遒很快意识到，在精确打击时代，原子钟的作用甚至不亚于原子弹，时间的精密同步和准确测量在高速信息时代更加关键。要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独立，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必须发展自己的原子钟。这个决定，让原子钟成了王义遒的终生事业。

1963年，王义遒开始了对原子钟的研究。当时，国外做的常用频标多数是铷汽室频标，极少铯频标。正当他和团队准备研究铷原子钟时，才发现研究需要的同位素原材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贸易限制下很难获得。鉴于铯和铷在物理性能上很相似，他们决定尝试先用铯代替铷，研究铯原子钟。

研究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一些问题都需要几十甚至几百次实验来验证。例如：铯灯在什么时候共振光最强？王义遒团队进行了各种物理实验，在铯灯中充入不同的启辉气体，观察光抽运信号，直到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才发现那种能发出暗红玫瑰色灯光的状态得到的铯共振光最强。1965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稳定度达到六百年误差不大于一秒。翌年二月，这一成果获准参加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相关科研工作暂停。1969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搬迁到陕西汉中办北大分校，王义遒在汉中整整待了十年。1972年，当时负责科研的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要求王义遒继续研制原子钟，希望研制出能够批量生产、符合社会多方面需要的原子钟。经过不懈的努力，1976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这项高科技成果在我国几项国防科研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汉中艰苦十年，被王义遒视为一生科研产出最丰硕的时光，“因为远离政治，能够专心做学问。”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心调整为经济发展，国防项目和经费大幅压缩，原子频标研究也受到影响。但王义遒坚信，原子频标研究是必须坚持的，“因为这是保证国防力量独立自主所必需的课题，我们要为今后发展保留‘火种’。”于是在八十年代初，王义遒启程先后赴法国、美国访学，跟踪国际前沿。

1985年2月，王义遒回国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此后虽然转向教育管理，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原子频标的研究，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并教授课程。1993年，他与杨东海凭“斜光检测激光抽运铯束频标”科研成果获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在激光冷却原子方面，他带领团队参与“原子光学与时间基准的研究”重大项目，在国内首次实现了铯磁光阱，被认为“为我国实现原子喷泉频标和开展激光致冷获得超冷原子研究打下了科学基础”。

面对“王义遒只会搞原子钟”的冷嘲热讽，他一笑置之，把发展原子钟的事业坚持到底。2000年王义遒卸任行政管理岗位后，仍把原子钟服务国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业，笑称这是“老来服役”。作为我国星载原子钟技术管理组首席专家，他参与研发星载原子钟，为“北斗”卫星系统提供准确时间信号；担任军用时间频率专家组组长，带领小组建设军事时频体系。2019年，王义遒荣获全国时间频率领域终身成就奖。

如今，我国自主研制的铯原子喷泉钟已经参与驾驭国际原子时。中国原子钟事业从一无所有，到奋起直追，再到现在站在国际前沿，凝聚着王义遒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和心血。2024年，北大档案馆收到一份“厚礼”：来自“抱拙居”的七大箱、3000余件档案。从关键的项目书、论文手稿，到一次次实验的数据记录表、计算草稿，应有尽有，堪称中国原子钟事业发展的鲜活记录。

04宁波精神

“诚信、务实、开放、创新”

尽管90多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宁波，但谈话间王义遒常会蹦出“宁波老话”。他在回忆录中用宁波话“性命交关”自我总结：一个人能否做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性”（性格）和“命”（客观、天然的“命”）决定的。

截至2025年，宁波籍两院院士总数达122人，居全国城市首位。为什么有这么多宁波人事业有成？王义遒这样总结宁波精神：“诚信、务实、开放、创新”。对于诚信，王义遒形容自己“承诺的事一定按期保质地完成”。他还记得，宁波东门街的《寿全斋》药店在江东百丈街设分店，曾经争论要不要和能不能做广告。一派说做广告就降低了药号的名声，因为广告有骗人之嫌；另一派说，新设分店应该广而告之，让市民都知道，才方便就近买药。后来两派在绝不做虚假广告骗人的前提下达成了一致，在当时宁波主要报纸上登载了广告。

宁波人的务实，在王义遒的北大教学管理经历中可见一斑。1988年，他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北大本科教育改革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一方针长期成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于普通教育的“杰出人才培养”问题，王义遒直言是个“假命题、伪命题”，“有哪位杰出人才是从小就刻意培养出来的？办教育首先要扎扎实实，着力把看似平凡的儿童培养成有出息的公民，为国家和社会造福。只有这样，杰出人才自然会产生出来！”

至于开放和创新，更是王义遒一生的坚持。“我对什么事都好奇，有兴趣去设法弄懂它，对有些事和问题我会穷根追底地去拷问。我没有担负过的事，我也会热情地去勇于承担，觉得这是给自己一种锻炼的机会。我经常存有一些问题，总是不断地在思考，在探索。”

“知识分子”从前在中国被称为“士”。王义遒谦称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士，所以自命为“平士”。“士”的重要表现，在他看来是宁波人尊崇文化到了虔敬的程度，“我小学做值日的时候，天天要把‘字纸篓’里留有片字只言的字纸焚烧掉，绝不能随便丢弃。‘字纸篓’外侧书有‘惜字’两个大字。后来到外地，看到人家用报纸擦屁股，非常看不惯，觉得太不文明。”

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宅家”岁月，让王义遒有时间整理出130多万字的回忆录《昨夜星光》。为何起这个名字，他这样描述：“昨晚的星光是怎样的呢，是灿烂还是黯淡？我没有资格来判断，也无法判断。但是，我可以将过去的光景用文字表达出来，请后来者或历史学家来评判、来决断。”访谈结束后，记者为王义遒在家门口的玉兰树下拍摄了一组肖像：春风吹动，玉兰花的影子打在王老脸上，忽明忽暗，恰如昨夜星光。

（本文感谢吴蓉校友的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