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学离不开好校长，遇到一位好校长，学校就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其履职经历，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缩影。在浙江大学的120多年的校史中，竺可桢无疑是当之无愧最伟大的校长，堪比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和张伯苓之于南开。

在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西迁，培育出了浙大的求是精神。在竺可桢的治下，浙江大学由三个学院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七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教授则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

在此期间，浙江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和“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浙大还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工和校友中有50多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因此，竺可桢是浙大人心目中永远的校长，是当之无愧的地位最高的校长。

如果说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永远最伟大的校长的话，那么路甬祥则是浙江大学在建国后最伟大的校长，更是被浙大官方誉为“浙大校史中地位仅次于竺可桢的校长”。

出生于1942年的路甬祥是浙江宁波人，父亲是慈溪一家医院的院长和全科医生，母亲则在父亲开的医院中做护士。1959年，17岁的路甬祥考入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并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社教工作团三分团工作队工作，担任队员。1965年，23岁的路甬祥被调回浙江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助教和讲师。改革开放之初，路甬祥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工作，担任客座研究员，并在此期间获得了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1981年，时年39岁的路甬祥从德国返回浙江大学，先后被聘任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路甬祥于1985年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并于1988年转正，担任浙江大学校长。46岁的路甬祥担负起带领浙江大学大发展的重任，并同时兼任我国科协副主席。

从199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起，路甬祥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韩国科学技术院外籍名誉院士、澳大利亚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先后获得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工程科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名誉工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名誉工学博士等18个博士学位。1989年，获国家高等教育奖。

留学德国，情系祖国

1978年，科学的春天重回祖国大地，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达成协议，恢复从中国青年学者中挑选访问学者颁授研究奖学金。由于十年动乱中路甬祥一直坚持科研工作，并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和研究报告，经学校遴选，被推荐为候选人。路甬祥把自己的论文摘译成英文，寄送给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巴克教授，并希望以“电液比例控制或容积控制”作为进修方向。5个月后，机会终于“垂青有准备的头脑”，路甬祥被德方遴选委员会选中了。

这一年，路甬祥37岁，有了两个孩子。为了最后突击外语，他扔下家住进了学校的招待所，妻子挑起了全部家务，65岁的母亲李芳从宁波赶到杭州帮他们照看孩子。1979年2月7日，路甬祥从上海启程，经东京抵达法兰克福。到德国后，路甬祥先赴弗赖堡哥德语言学院学习4个月德语，后正式转入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师从巴克教授。

临出国前，中科院的一位领导曾对他们说：“你们像一批种子，是国家挑选出来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回来后要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因此，从踏上欧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路甬祥就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同时，也处处看到了自己的祖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更感到时代赋予的责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看到人家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感到我们‘四化’建设的迫切。建国30年了，虽然人民得到了温饱，但仍贫穷，与人家相差几十年，如不努力赶上，差距会更大。我要抓紧时间学习，要以最快的速度向当前国际技术前沿冲击，把‘四化’建设最需要的先进技术学回来。”

初到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建议路甬祥先花3个月时间熟悉全所工作，然后再为他选定研究课题。当时预定的进修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路甬祥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因此才过去一个星期他便感到焦虑难熬，这心情从他的一封信中能看出来：“我不能再等，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已被‘文革’动乱拖延了10年，我不是去‘镀金’的，而是去‘取经’的，我不能背一个电视机回国来，我要学点真本领回来发挥作用。”

于是他一方面主动向导师提出早点确定科研课题，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学一些，在巴克教授交给他的研究项目外，又主动选择了一个“既是学科前沿，又能在回国后付诸工业应用的课题”——液比例控制技术，深入开展研究。

在德国亚琛的日子，路甬祥迸发了强烈的工作热情：德国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路甬祥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也许那个“龟兔赛跑”的古老寓言时刻在刺激着他，德国人周末外出度假，路甬祥仍埋头实验室，多少次在实验室度过不眠之夜。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星期天，德国的‘兔子’都去旅游了，只有我这个中国‘龟’还在不停地爬着。”甚至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患上大腿静脉曲张，被摘除一根血管后没几天，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实验。天长日久，连亚琛大学的假日巡警也给予了这位每逢休息天必来加班的中国人特别的关照。

天道酬勤，1981年5月1日，路甬祥终于以《含流量反馈先导比例插装流量阀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被授予工程科学博士学位，而这通常需要4至5年才能拿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联邦德国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第一个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路甬祥的辛勤工作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他创造性地对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的两个最基本参数——压力和流量的控制，提出了变革流量检测力反馈和系统压力直接检测加级间动态反馈理论，根本改变了已沿用100多年的弗来明—琴肯流量控制方式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的维克斯先导型压力控制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液压工业的进步，被业界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最具创造性的成果。所长巴克教授高度评价了它的优异特性和经济实用意义。路甬祥的许多科研成果被日本与西欧的大学及工程界收入了技术手册与研究教材。

他的研究成果陆续在德、美、欧专利局登记了多项专利，经专家多次论证复核，这些新技术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发明人载入了专利局的技术史册，再一次引起了德国液压界的轰动。要知道，即使是德国液压界公认的权威机构——巴克教授的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原先5年内也只申请了2项专利，而因为路甬祥的工作他们又得到了4项！

当时的盛况，用他写给母亲的信说：“整个研究所都为之欢欣鼓舞，骄傲的德国人为之折服，有的称我Dr.Lu(路博士)，有的称我Prof.Lu(路教授)。一位台湾人也说我为中国人、亚洲人争了光。”年近70的老母亲李芳读了信，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一时间，鲜花和祝贺纷纷投向路甬祥，在两年的研究生活临近结束时，导师巴克教授热情地挽留他，德国几家大公司竞相高薪聘请他，但路甬祥决计学成回国。在德方为他举行的挽留会上，他动情地说：我知道，二次大战后德国80%的建筑物被摧毁，可是，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参加了国家的复兴。虽然一天的劳累只得到几个土豆充饥，但你们并没有跑到国外去寻找舒适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今天，我的祖国正处在中兴时期，也需要我回去参加四化建设，德国民族的爱国思想也深深激励我要快些回国去……

为何成为建国后地位最高的浙大校长？

的确，祖国已经在热情地期待着他了。1981年9月，当他带着价值1.5万马克的大批图书、资料，以及科研和教学急需的配套仪器设备载誉归来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立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专门接见了他。

回国后，路甬祥在浙江大学创建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流体传动控制研究所，暨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国家教委首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完成了几十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高速断路器执行机械、液压比例元件开发、电机械转换器件、传感与反馈、辨识与故障诊断、CAD/CAT等许多技术领域里做了开拓性的努力，研发出多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液比例控制技术产品，替代了进口，促使我国国产机械电液控制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5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刘丹找路甬祥谈话，说学校现在亟须能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的人才，希望他出任浙大副校长，负责一些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科学研究的路甬祥有意推辞此事，可老校长的一番真诚劝说，使他最终挑起了这副重担。就这样，一心扑在科研教育事业上的路甬祥又踏上了管理岗位。

1988年，路甬祥担任了浙大校长，时年46岁，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路甬祥上任次年，浙江大学成为国家批准的两所综合改革试点院校之一（另一所是清华大学），成为浙江大学崛起的一大契机。在此基础上，浙江大学提出了“争取到2000年之前，把学校建设成为以工为主、理工结合、设有文管、教育质量和教学研究水平稳定地全面地居于全国大学前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的宏伟目标。

路甬祥联系他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现代德国的教育传统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世界都讲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教育体系的竞争力。”因此在他的教育改革中，第一，就是把科学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尤其是把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浙大的科研总量与科研水平，多年来稳步提高。第二，是对本科教育进行重大改革，改成三学期制：两个长学期，一个短学期。为什么安排一个短学期呢？去社会实践！此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浙大还试办了双学位制……

正是这些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使路甬祥逐渐掌握了教育与人才的内在联系。同时，在他领导下，学校建立起公平、公正、严格的考核、评价和聘任体系，建立了基于教育科研绩效的分配体系，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落到了实处。浙江大学的教育科研水平、办学综合实力迅速全面上升，跃居全国同类大学前列，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他本人也因成绩突出，在1989年荣获国家高等教育奖。

在此目标指导下，他大刀阔斧对浙大的教学、管理、科研等工作，进行全方位改革，大力引进知名教授学者。比如著名作家金庸就是在路校长的邀请下，到浙大参观访问以后，才到人文学院任院长的。可以说，这为如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出增加“创新”为校训

浙大原来的校训是1938年竺可桢老校长定为的“求是”，在路甬祥任校长期间，提出浙大既要强调求是，也要突出创新，所以提议在原校训“求是”的后面，加上“创新”二字。自此，“求是创新”作为浙大校训沿用至今。

不过，对在“求是”后面加上“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师生不认可，有人认为“求是”本身就含有创新的意思在里面，这样做是画蛇添足。在浙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还有校友拍照时避开校门口的“创新”二字。

目前，浙大已成为一所特色鲜明、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根据“双一流”建设方案，到2020年左右，主要办学指标和整体排名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部分优势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浙大校友会曾撰文，表示路甬祥老校长和竺可桢老校长，是在广大校友心目中印象最深、对学校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位校长。

从1959年第一次踏进浙大校园算起，到1993年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除去留学德国两年，路甬祥在浙大学习、工作了33年。在这里，他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科学家、一位教育家。当然，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1985年，路甬祥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199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3年11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1997年路甬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是年55岁，他是共和国历史上第5任科学院院长，也是最年轻的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