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自2018年总和生育率跌破1.0以来，韩国少子化程度持续加深，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0.72，创下全球最低纪录。持续的低生育率给韩国带来了劳动力萎缩、学龄人口减少、社会保障体系承压等一系列问题，也促使韩国政府不断加码生育支持政策，探索应对少子化的系统性方案。

韩国构建了覆盖孕产、育儿全周期的现金补贴体系，以“真金白银”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2024年韩国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中央与地方叠加推出大规模生育支持政策。在生育环节，新生儿家庭可获得一次性“初次见面现金券”，一胎200万韩元、二胎300万韩元、三胎500万韩元，孕检和分娩医疗费用基本实现全额报销。

在育儿环节，0—1岁婴儿家庭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婴幼儿津贴，1—2岁每月50万韩元，8岁前还可按月领取儿童津贴。这套普惠性现金补贴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将家庭生育的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地社会化，缓解年轻人“生不起、养不起”的顾虑。

减轻养育负担不仅靠发钱，更需要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支撑。韩国大力扩建公办托儿所，推进普惠性托育服务全覆盖，延长托管服务时长，推出紧急保姆支援等配套措施，着力解决“没人带娃”的现实难题。

与此同时，韩国通过制度设计推动工作与家庭平衡。2024年起实施“6+6”父母育儿休假制度，鼓励夫妻双方各休半年育儿假，前六个月发放全额工资水平的补贴；十年内，男性育儿休假者占全部育儿休假者的比例提高到30%以上，父亲深度参与育儿正在成为新的社会常态。

此外，多子女家庭还可享受房贷利率优惠、公租房优先分配等住房支持，从居住维度降低生育家庭的综合压力。

韩国也注重在全社会培育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围，从观念层面减轻生育压力。一方面，通过立法和劳动监察保障育儿假职工的就业权益，严禁企业对休育儿假员工进行歧视性对待，让员工“敢休假、不怕掉队”。

另一方面，推动男性平等承担家庭责任，打破“育儿是女性天职”的传统观念，从家庭内部分工入手减轻女性的生育职业惩罚。随着休育儿假的父亲数量增加和双职工育儿模式的普及，韩国社会正在逐步形成“生育是家庭共同责任、也是社会共同责任”的共识。

韩国应对少子化的总体思路，是将生育支持的重心从单纯的“鼓励生育”转向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构建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通过现金补贴、托育服务、休假制度和文化引导的组合拳，让年轻人“愿意生、生得起、养得好”。

韩国积极应对少子化取得了初步成效，韩国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的历史最低点0.72‌，回升至2025年的‌0.80‌，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升至‌0.93‌左右。韩国的实践探索为我国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的新阶段，需要统筹“一老一小”协同推进。

第一，需要构建全周期、普惠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支持不应局限于单一环节，而应覆盖怀孕、分娩、育儿、教育的全链条。未来可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扩大儿童津贴覆盖范围，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同时，将生育支持与住房、税收、医疗等政策协同配套，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破解“托育难”瓶颈。养育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婴幼儿照护的时间成本。应加快构建以公办托育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扩大托位供给，延长服务时长，提高服务质量，让双职工家庭能够放心托育、安心工作。

第三，需要完善育儿休假制度，推动家庭责任共担。可进一步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设计，提高休假期间的待遇保障，鼓励男性休育儿假，推动父亲更多参与育儿过程，减轻女性的职业发展顾虑。同时加强劳动监察，保障职工休假权益，杜绝因生育、休假导致的就业歧视。

第四，需要在全社会营造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围。生育问题本质上也是观念问题。应广泛宣传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家庭责任共担，消除职场生育歧视，让生育不再是个人和家庭的“沉重负担”，而成为全社会共同支持的价值选择。

人口问题的破解之道，在于以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支持，帮助个体和家庭更好地应对人生不同阶段的挑战。统筹好“一老一小”，既是积极应对人口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生育友好、老年友好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金牛为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由本报记者牛小曼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