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英语专业本科出身，后来一路读完硕士、博士，旁人看来算是科班出身，可很少有人知道，我踏入英语这扇门，走的是一条反常规的逆袭之路。

那是1979年，高考重启后的第三年。彼时的英语考试，既不考音标，也没有听力和阅读，只凭纸面答卷定高下。我当时已在大荔下乡插队第四年，自然没有机会再走进课堂，也不会有老师授课指点的机会。从1978年12月底至1979年7月底，我向生产队请了假，回西安家中，竟用了短短五个月完成了英文考前准备，其余两个月我转入文史复习准备。

我中学时没有学过英文，从零起步。当时英文不考听力和阅读，我就用汉语拼音标注英文单词的读音，哪怕发音错漏百出，只要会语法选择题和英汉互译就行。我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吃透一篇课文，识记单词、熟背并理解全文。先把英文译成汉语，再对照汉语回译成英文，就这样反反复复研习，硬生生啃完了一百多篇英语课章，也就是从初一到高三全套课本的课文。有老师看我这么刻苦，说可以旁听她的课，我说，听课太费时，我的目的是考分。

每天破晓时，我就迎着晓月——记得最清是的冬天雪花中的濛濛灯光——出门背英语课文。凭着一股韧劲，硬生生跨过了高考这道门槛：记得当时可以提前查分，查后得知我英文考分竟是70多分，拿到了英语本科的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我再回过头来补上音标、校正发音，把当初仓促上马落下的基本功一点点补齐。由于我当时英文听说能力太差，以至我今天听到标准的英语发音就很有美感。

我们那个年代，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后来大家把这份拼搏精神，凝练出一句很生动的话，即“先上马，再备鞍”。不要因为缺少马鞍，就不敢跨上骏马前行，先勇敢登上前路，再慢慢配齐行囊、修整装备。

别人按部就班跟着学制，花上四五年循序渐进学英语，我却是在一无所有的条件里，硬生生结合当时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反常规的路子，先拿到入场的资格，再回头夯实根基。理论上说，只有有了厚实的基础才可能有考试高分，但在实践中往往也有先有考试高分再有厚实的基础的案例。列宁也将这个经验用于解释苏维埃俄国的胜利，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691页。）

列宁在文中并没有否定“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经济基础”这个根本规律，我也不否定学习必须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条件，调换了入门条件的顺序，不是抛弃必备条件。

这段年少苦读的经历，也成了我一生的启示：人生从没有万事俱备才出发的时刻，敢先行一步，再慢慢完善自己，才是最踏实的成长。1979年我高考前我写了自勉诗，现收入我去年出版的《花甲懂事集》，诗曰：

欲与天公比高，比上天公莫傲。

苍穹云烟不尽，只争上游天骄。

当年备考求学之际，写下这首小诗警醒自己：立志要向着高远之处奋进，就算抵达了理想——比上天公——的台阶，也万万不可骄傲自满。天地之间的“苍穹云烟”即浮华诱惑数不胜数，切莫被眼前微薄的恩惠、小小的成就冲昏头脑，一生都要向着最高远的目标奋力攀登。

我现在常告诉准备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不要因为“座位”不靠前（即所考学校是否“985”或“211”）就不上车，而要不管有没有座位，先上车再说。车上人的高下，可见分晓之时是在下车之后。上车为的不是车上那短暂的风光，而是为了下车后的永远的沙场。不上车，连同段位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好像是钱钟书说的：莫问哪只鸡下的，只要鸡蛋好吃就行了。一句话，不问来路，赢了就行。

如今已是六十九岁，回望少年路途，庆幸大体没有辜负年少时的誓言。一路走来脚踏实地做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期许。往后余下岁月，只想继续思考，将余生经过沉淀后的文字留给后人，给自己这一生留一个可以交待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