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为吕先生教人读书，只是叫人囫囵吞枣、鲁莽灭裂地去读，那是误会了。他只是叫人不要停留在一本书的某个地方，蹇吃不进，也不要停留在一本书上，只成为一本书的学者，读书要须如江河流水，沛然而至大海，纵有时挟泥沙而俱下，也自不妨。

读书如果是为了学问，那就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有大学问的人，总是不多，所谓“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而如果读书是容易的，那就人人都有学问，学问也就不值钱了。所以有些用功的学者，读起书来，字梳句篦，一字不放过，简直就像年命不永的李贺骑着蹇驴做诗一般，“呕出心肝”才罢。

这当然有其值得称许之处，但可想而知，这样的苦读法，也一定免不了李贺所骑的那匹蹇驴的毛病，压根走不快，甚至有时在原地打转，毫无进展。其实又何必如此？最近得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影印的近代大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手稿本《中国史籍读法》，随手一翻，看到其中有一段说：

凡读书，决无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的。不但初学如此，即老师宿儒，亦系如此。吾乡有一句俗话说：“若要盘驳，性命交托。”若读书必要一字一句都能解说，然后读下去，则终身将无读完一部书之日，更不必说第二部了。（42页）

这正可以作为学者的对症之药。也许有人要反驳说，《朱子语类》（中华书局本，第一册164页）中不是主张：“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闲看过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你看，博学无比的朱子，不也是叫学者“下死工夫”、“推勘到底”的吗？“一字不放过”，又有什么不好呢？

拉朱子以驳吕先生，似乎未为不可，但其实这却是“死于句下”了。你决料不到同是朱子，又同是在《朱子语类》中，相反地说：“学者理会文义，只是要先理会难底，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晓。《学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所谓‘攻瑕，则坚者瑕；攻坚，则瑕者坚’，不知道理好处又却多在平易处。”（同前，第一册183页）他并不是要你读书一味的“攻坚”，而也是要你舍难就易，“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他所引的“攻坚、攻瑕”云云，是古兵法的格言。

《管子·制分》云：“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62页）据伪房玄龄注，“攻坚则轫”的“轫”，是牢固之义，也就是说，你专去攻坚固的地方，结果必是难于攻入，“瑕”则是薄弱之处，攻瑕就较易于得手。打仗是这样的，读书为学问，有时也是这样，所以也要先攻其易，而姑且放过难的。易的已得理解，由易至难，难的也就不难解决了。朱子的意见，与吕先生的主张，原来是一致的。

有一个著名的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论，差不多可以视为这个兵法思想的实例。这个争论，关乎到当时秦国的战略方针，张仪主张先伐韩，司马错不以为然，主张该伐蜀，因为伐韩较难，而伐蜀则较易。《史记·张仪列传》：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徳，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中华书局本，第七册2281-2283页）

后来历史证明司马错是对的。其中的道理，其实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知晓的“博弈论”，亦即力量的对比，因为伐蜀所获之利，而得到了改变，本来的形势，也就因此而起变化。一读《战国策》，就知那时的策士，对于这件事，已是烂熟于胸了；就连生于战国末年的不肯用心读兵法的项羽，也是心知肚明的。当章邯围赵人于钜鹿城，楚派宋义、项羽去救，宋义行至安阳，屯兵不进；《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同‘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鼔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彊，何敝之承！”（第一册304-305页）

项羽所说的“赵举而秦彊，何敝之承”，可谓是一语破的。彼消则此长，此弱则彼强，一切的力量对比，及因之而呈现的形势，皆在变动之中，皆彼此互为因果。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俱有因”（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636、1771页）、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同时因果”（《物理学》Ⅱ.3）。

行兵打仗如此，读书为学亦是如此。读书因所读之书而得的力，又反作用之于书，而使其易于读解，所以书读得越多，书中的困难也就越少。博览群书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而且，有时就是被学者们接力赛似的注了几千年的最常见的书，也不是字字都能解的。近代读古书最为精湛的学者之一的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云：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中华书局本《观堂集林》，第一册75页）

《诗经》有十之一二不能解，《尚书》则有一半不能解，中国二千年中读此二书的学者，又何止千万？若必“一字一句都能解说”，则自汉以来，无人可称学者，也无人能博览群书了。

有一年，复旦大学召开钱锺书先生诞辰纪念会，我也去参加了。在会上，我听见一位年轻时与钱先生很熟的学者，说他那时请教钱先生怎么读书，钱先生回答他说：“不必看注，能懂多少是多少，往下看就是了。”这与吕先生的精神，是毫无二致的。这也就是一个绝佳的印证。必须说明，钱先生并不是全不看注的；《谈艺录》中自述为学，有一段云：

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鲜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中华书局本，346页）

不但钱先生，就是吕先生，也另有一番说话：

治经的门径如何？第（一）先须细读经的本文。凡书经熟读，则易于了解，而治之不觉费力；且随处可以触发。从前读旧书的人，小时都熟诵经文，所以长大了要治经较易。现在的学子，这一层功夫，都没有了。再要补做，既势不可能，而亦事可不必。因为一熟诵，本来亦属浪费也。但古经、子究较后世之书为难解，读时用力稍多，则势不能免。所以对于古史有兴味的人，最好能于群经中先择一种浅近的注解，阅读一过。觉得其有用而难解之处，则多读若干遍，至读来有些习熟，不觉费力为止。（50-51页）

所以，若以为吕先生教人读书，只是叫人囫囵吞枣、鲁莽灭裂地去读，那又是误会了。他只是叫人不要停留在一本书的某个地方，蹇吃不进，也不要停留在一本书上，只成为一本书的学者，读书要须如江河流水，沛然而至大海，纵有时挟泥沙而俱下，也自不妨。

我对于吕先生的学问，自然是极景仰的，在中国近代的大史学家中，我最服膺的也是吕先生。晚清的大诗人陈散原，有一联诗说：“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散原觉得晚生了一千年，没有机会认识东坡、山谷那一辈人，追陪杖屦，与之往还，是一个绝大的遗憾。散原的这种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我有时候，也有如此类的胡思乱想：我想我如果生在民国时代，而又有一个追随彼时大学者做学生的机会，那么，我最乐意的也就是拜吕先生为师了。

我对于钱锺书先生当然也是极佩服和喜欢的，但我觉得钱先生的天才的锋芒太逼人了，做他的学生，一定不大好受；陈寅恪先生呢，学问自无可议，但他不免太悲观了，他的精神，仿佛秋季的连绵阴雨天，予人一种抑郁之感，使人不快乐；陈垣先生则身上透着一股霸气，使人怕他，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敢去接近的。其他的民国大学者，有的近于道学，有的过于名士气，有的太丘道广，有的又门庭太峻，在我看来，都不及吕先生的“其言之旨，如布帛菽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