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92年8月19日

访问者：张玉法、陈存恭

纪录：陈存恭

地点：台北市乔家才寓所

主题：军统时期的华北工作与人物交游

一、晋东南站的建置与敌后工作体系

问：乔先生，您在军统华北区的核心任职是晋东南站，能否详述该站的成立时间、组织架构与管辖范围？

乔家才：晋东南站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是军统在华北敌后最早设立的大站之一。我任站长，副站长是赵世瑞，下设情报、行动、电讯、总务四个组，还有直属的武装便衣队。管辖范围以山西东南部为核心，涵盖长治、晋城、沁水、武乡、辽县（今左权）等地，同时联络豫北、冀南的军统组织，形成跨三省的情报网络。

问：敌后工作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情报传递与人员安全问题？

乔家才：最大困难是日伪封锁严、环境险恶，其次是补给匮乏。我们的办法：一是化整为零，以乡为单位建立情报点，利用保甲长、小学教师、商人作情报员，单线联系；二是电讯组采取“流动发报”，三天换一个地点，发报后立即转移，避免被日军测向车定位；三是依靠老百姓掩护，我在当地认了干娘、干妹妹，住在农户家，穿土布衣裳，和老百姓同吃同住，日伪根本分不清。

问：晋东南站与国民党军队、地方政府的协作模式是怎样的？

乔家才：我们受军统局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双重领导。与驻晋东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第九十八军（武士敏部）建立了情报交换机制，我们提供日伪动向，他们提供军粮和武器支持。与山西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薄毓相部）合作，在各县政府设立“情报专员”，由我们派员兼任，实现行政与情报系统的联动。

二、情报工作的实践：目标、方法与成效

问：晋东南站的核心情报目标有哪些？取得过哪些关键成果？

乔家才：核心目标有三：一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调动、扫荡计划；二是日伪政权的组织与伪军部署；三是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活动动态。最关键的成果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我们截获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完整计划，包括兵力配置、进攻路线、时间节点，立即上报卫立煌部和军统局。卫立煌据此调整部署，在武乡、沁源一线设伏，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一部，迟滞了扫荡行动。

问：获取核心情报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有无典型案例？

乔家才：主要靠内线渗透和实地侦察。案例：我们派情报员王明德打入日伪“晋东南治安维持会”，任翻译官，他利用身份，抄录了日军扫荡计划的原件，藏在咸菜坛子里，由交通员连夜送出城。还有一次，我亲自带便衣队，潜伏在日军长治机场附近三天，摸清了飞机数量、起降时间和守卫布防，为空军轰炸提供了精准坐标。

问：如何核实情报的真实性？避免被日伪或其他势力误导？

乔家才：我们坚持“三线互证”原则：同一情报，必须由两个以上不同来源确认；重要情报，派行动组实地核实；涉及日军高层的情报，通过电讯组与军统局本部核对。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有伪军官谎称愿提供日军军火库位置，索要重金。我们先派两人伪装成商人，实地探查，发现是陷阱，当场击毙了埋伏的日伪特务，避免了损失。

三、行动工作的边界：抗日锄奸与国共摩擦

问：晋东南站的行动组主要执行哪些任务？锄奸的标准是什么？

乔家才：行动组的核心任务是抗日锄奸，其次是破坏日伪交通线和军事设施。锄奸标准很明确：一是主动投靠日军、残害百姓的汉奸；二是为日军提供情报、引导扫荡的内奸；三是拒不悔改的伪军军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我们处决了长治维持会会长李万春，他为日军筹集军粮，还出卖了我们三名情报员，行刑后贴出布告，列举其罪状，震慑了日伪。

问：抗战时期，晋东南站与八路军的行动有无交集？是否发生过摩擦？

乔家才：初期以合作抗日为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冬，我们与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便衣队联手，破坏了日军从长治到太原的铁路线，炸毁了三座桥梁。摩擦主要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以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上级要求我们“监视八路军行动”。我们主要是搜集八路军的兵力部署情报，没有主动挑起武装冲突。我曾对下属说：“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除非他们先动手。”

问：如何看待敌后工作中的“武装斗争”？您对便衣队的训练有何要求？

乔家才：便衣队是“尖刀”，但不到万不得已，不与日军正面硬拼。我们的训练重点是：一是隐蔽作战，学会化装、潜伏、游击战术；二是近身格斗与枪械使用，要求每人精通短枪、匕首，能在三米内一击必杀；三是纪律严明，严禁扰民，违者军法处置。有一次，便衣队一名士兵偷了农户的鸡，我当场下令重打二十军棍，还亲自带他上门道歉、赔偿，从此队伍纪律肃然。

四、军统人物交游：戴笠的领导风格与同袍情谊

问：您与戴笠先生的交往始于何时？如何评价他的领导风格？

乔家才：我与戴先生相识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当时我在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戴先生来校演讲，赏识我的军事素养，邀请我加入军统。戴先生的领导风格是雷厉风行、赏罚分明，他对下属要求严格，但也关怀备至。我在晋东南时，他多次发电报询问我的安全，还亲自批拨经费，给我们补充电讯设备和药品。他常说：“军统的人，要‘忠’字当头，为国家牺牲在所不辞。”他的敬业精神，我至今敬佩。

问：在军统华北区，您与哪些同袍交往最深？有无令您难忘的故事？

乔家才：最深的是赵世瑞（副站长）和李毅（电讯组长）。赵世瑞是我的山西同乡，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他曾在日军扫荡时，为了掩护我撤退，身中三枪，差点牺牲。李毅是电讯专家，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了传递一份紧急情报，他连续发报四个小时，被日军测向车锁定，他销毁密码本后，拔枪自尽，年仅26岁。这些同袍，为了国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问：戴笠先生去世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您的工作有何变化？

乔家才：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戴先生去世，毛人凤接任。我当时任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兼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工作重点从“抗日”转向“防共”，但我内心抵触。毛人凤的风格是猜忌心重、手段阴狠，与戴先生截然不同。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我因“涉嫌通共”被逮捕，判刑十年，这都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我至今不服。

五、敌后工作的历史反思

问：回顾军统晋东南站的工作，您认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乔家才：最大的贡献是在敌后坚持抗日，为正面战场提供了关键情报，同时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信心。我们用少数人，在最险恶的环境中，坚守了八年，让日军始终无法完全控制晋东南地区。

问：从历史角度看，军统敌后工作存在哪些局限？

乔家才：局限很明显。一是受限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后期精力分散，影响了抗日效果；二是组织架构过于集中，一旦站长或核心人员牺牲，整个站点就可能瘫痪；三是与地方民众的联系不够深入，初期依靠老百姓，后期有些脱离群众，这是我们的教训。

问：您认为，敌后抗日工作的核心经验是什么？对今天有何启示？

乔家才：核心经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到底”。抗日不是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事，是全民族的事。今天，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面对民族复兴的大业，更应该团结起来，放下历史恩怨，共同奋斗。这是我从敌后工作中得到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