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路径，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条是汉唐推行的羁縻体制，一条是清代的改土归流。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革命性的改造。

控制和安抚相统一的羁縻政策的雏形出现在汉代，成熟于唐代，其要重在“因俗而治”。唐时在西北、东北广设羁縻府州，以当地首领世袭为官。这样做成本低、版图大，看上去气势恢宏，但它的问题也在这里：大而虚、广而散。朝廷强时，四方归附；一旦国力衰落，立刻分崩离析。安史之乱一爆发，西域、北疆大片区域随之脱离，说明羁縻只可暂控，不可久守。

与唐朝羁縻政策在西北辽东边界大幅收缩的后果，明朝羁縻政策在西南治边中的表现更是一塌糊涂：

明朝治边，自朱元璋立国之初便定下基调：以守为主，虚控为名，务实为次。朝廷对边疆土司厚予册封、轻于实治，理由是“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将西南广袤之地视作不必强争的荒远之区。这种战略上的短视，在万历年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万历四年，缅甸东吁王朝莽应龙大举北攻，孟养土司思个忠心向明，死守待援。明军副将罗汝芳调度有方，联合土司断敌粮道、设伏围歼，一度将缅军主力逼至绝境，莽应龙本人困窘至极，几可一战成擒。就在决胜关头，首辅张居正却以“毋贪小利，毋生边衅”为由，强令停援撤兵。忠勇土司孤军奋战，虽击退强敌，却错失根除边患的良机，放虎归山，终成大患。

明廷此举，是典型的弃藩篱而自毁屏障。朝廷为求一时安静，不惜抛弃誓死效忠的土司，任由缅甸蚕食鲸吞。曾经元朝直抵伊洛瓦底江的辽阔控制范围，一路退缩，最终被挤压至腾冲、保山一线，基本奠定了后世西南边境的雏形。明朝以夷制夷，借缅人以压麓川，结果麓川覆灭，缅甸统一，反成中原百年边患，与东汉窦宪（？—92年）借鲜卑制匈奴、终致鲜卑坐大且入主中原的教训，如出一辙。

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清朝手中。康熙平定吴三桂，扫清了中央介入西南的最后障碍；雍正乘势进取，它一反明朝有形无实且低效的“羁縻”边策，从西南这个“硬骨头”入手：在西南云贵川桂地区，废除土司世袭，改用朝廷流官，编户、征税、驻军、办学，把地理条件最为复杂且最难治理的西南“化外之地”，真正纳入中央直管。

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补上了历代治边政策中最欠缺的实控力。从吴三桂叛乱的平定，到改土归流的推行，再到西南边界的最终定型，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边疆之安，不在虚名羁縻，而在实力掌控；不在退守苟安，而在主动经营。清朝用“改土归流”这一策，为中国疆域最终定型，打下最扎实的根基。与唐安史之乱后的西北边疆大幅收缩的形势不同，清后期虽有内乱，但西南边疆相对稳固迄今。

明清治边，这一退一进之间，藏着中国边疆治理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一句话，“羁縻”政策使中国历史有了“面子”，“改土归流”政策使后来的历史有了“里子”；羁縻利于扩张，改土归流利于边疆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