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来文化的两次结合具体表现为中国儒学第一次与佛教的结合，第二次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佛教自东汉后期传入中国，一直有参与政治、甚至执掌政权的意图，不然也不会长期积累大量财富、武装与势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政权曾大力崇佛，想以佛教替代儒教作为统治根基，这一试就是数百年。但佛教的逻辑是佛为尊、皇权次之，教权高于皇权，这在中国根本无法扎根。北方胡人政权最先醒悟，知道佛能安人，却不能治国，于是有“三武一宗”的几次灭佛，把佛教压回皇权之下。这也暗合“反者道之动”、否定之否定的道理——真理往往在对立面的否定中前进，儒家的正统地位，正是在与佛教的长期碰撞、扬弃中确立的，而不是天然就有的。

南朝梁武帝佞佛，不只是个人信仰，更有政治考虑——想以佛教为旗帜，拉拢北方佛徒，扩大南朝势力。但他只知佛能聚众，不知佛不可治国，最终朝纲荒废，败局已定。北方非汉族政权先试过、用过，先吃亏，知道行不通，醒悟得早；南方汉族与北方政权一样，开始也想得好、但落实起来就非常难，醒悟得晚，政治上吃亏最大。

隋及唐初，佛教势力达到顶峰，甚至深度介入中国政治。唐高祖起兵时，曾借助佛教声势，许诺尊崇佛教，动员佛徒支持新朝，各地佛僧（比如少林寺等）也积极襄助李唐。可天下既定，李唐立刻警觉：佛徒既能助唐灭隋，亦可威胁新朝。于是迅速改弦更张，以李唐尊老子、奉道教为先，用道隔佛，抬高道家、压低佛教，实际治国用人仍以魏征等儒臣为主，内核还是儒法秩序，只给佛教留出生存空间。

武则天时期，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迎来它的最后一次高光时刻：这是佛教在中国最接近参政掌权的时刻，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参政”尝试。武氏夺权需要意识形态突破，佛教全力配合造势，双方高度结合。武周时表面佛风极盛，僧众遍布、佛事大兴，近乎满街僧衣、佛化朝野，但内部治理依旧凭借儒家法度。

武则天之后，佛教过度膨胀深度危及国本。唐武宗灭佛，是儒佛之争的关键转折。中国的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秉持二元对立哲学，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走到极致便是杀伐对立，像康德讲的二律背反、后来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脱不开这种思维，认为不同文明、不同信仰只能冲突、无法共存。但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味杀伐，而是软性治理、包容改造：提高出家门槛、僧人需经考试、清理寺院经济、严控规模与势力，从制度上釜底抽薪，使其难以再形成政治力量。唐武宗“灭佛”后，佛教遭受重挫，不少僧徒绝望、甚至自残，但最终还是认清了在中国国情不允许教权凌驾皇权之上。此后佛教彻底放弃参政野心，退出政治角逐，转向内心修行，禅宗由此大行天下。

但也不能把佛教看得全是负面，其文化优秀的部分同样深刻影响中国。佛教最重“心”，最擅长安心、正心、调心，这一点后来被儒教充分吸收。宋明理学的核心就是心学，实际上把佛教、道家的精华都融进来了，儒学因此得到一次大升华。这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第一次深度结合：结合的时间是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结合的成果就是“宋明理学”，结合的方式则是以儒为本，兼顾佛道的心性、重内修优点，把佛道的心学从天上拉回实践——这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论从天上拉回实践的路径一样，形成修身为了治国平天下儒学原理。四书开篇讲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中，“正心、诚意”里面都有佛教的影子，但目的与佛家说的相反，佛家说“诚意、正心”的目的是为了修身，而儒家的目的则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就是事实求是，尊重本土实践，兼融外来文化之长。上述儒佛文化在生克容融中的形成的“宋明理学”就是中华优秀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第一次结合的成果；至于第二次结合，就是近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是另一篇需要专论的大文章。

——本人口述，豆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