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沉默的荣耀》让很多人知道了吴石、聂曦等人。和一起被杀的朱枫等人不同，他俩都不是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党派纲领指引，那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以为，是传统儒家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判断，在这两天翻看唐文治先生《国学讲演录》时越发清晰强烈。、

唐先生特意提及《孟子》《礼记·儒行》篇等对塑造国家栋梁，培养读书人家国担当的巨大作用，尤其后者，以这篇文章审视吴将军一生，竟然无不契合。

将军被杀于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前，留下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这位曾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的国民党高官，并非中共党员，他说，自己不隶属于哪个党派，只是为民族为国家未来着想，才甘愿有此选择。

无独有偶，在《儒行》篇中，孔子面对鲁哀公“儒服”之问，也回答道：“丘不知儒服”，而强调“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儒者的身份不在外在服饰，并不一定非得彪炳自己的某种身份，他们重视的是内在德行与行为。吴石将军一生，正是这样一位不重外表而重精神、不图虚名而图大义的现代儒者。

反观其求学以及投身革命，亦是如此。

《儒行》开篇即明儒者“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的品格。儒者刚健不息，时刻努力学习，以求具备卓越才能等待征聘，以忠信德行等待举荐。

吴石将军的青年时代，正是这种儒者精神的真实写照。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北伐学生军，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两校均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他本可安享高官厚禄，却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革命道路。1947年，经何遂引荐，吴石与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会面，答应他投身革命，先后为我党解放全中国 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这条路无比危险，也鲜有人知道其功绩，却与《儒行》所述“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的精神一脉相承。

凭他的影响力，完全可以富贵一生，然择一诺，守一生，明明知道这条路九死一生，他却坚守承诺，《儒行》有言：“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真正的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而以忠信为最珍贵的财富。

潜伏台岛，危机四伏，《儒行》强调儒者在危难之际的特立独行：“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即使以兵众相威胁，面对死亡威胁，也绝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在台湾潜伏期间，他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与中共地下党员朱枫、陈宝仓等人组成“情报小组”。他制定严苛保密措施：仅通过朱枫传递情报，在家绝不谈工作，甚至故意向妻子抱怨“共军暴行”以迷惑特务。

1950年初，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吴石等人身份暴露。尽管他迅速销毁证据并试图转移，仍于3月1日在家中被捕。在狱中，他遭受种种酷刑，一只眼睛因遭毒打永远失去光明，但始终坚贞不屈。这种在生死关头“不更其守”的气节，正是儒家精神的最高体现。

1950年6月10日，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以“叛乱罪”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时年57岁。临刑前，他从容吟诵绝命诗，然后慷慨赴死。吴石将军的牺牲，不禁让人想起文天祥的绝命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儒家对生死的态度从来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从容就义，以全其德。

他自己说，自己这一生，对的起族群、国家，唯独对不起自己的家人。他虽身居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职，手握军机要务，却从未以权谋私，始终两袖清风。他的书房堆满兵书典籍，却无半分浮华之物。

抗战期间，他全家蜗居简陋旅社，薪俸多用于接济贫困学生。1948年福州洪灾，他更倾囊捐出2000银元救灾，并发动同僚募捐，拯救十万灾民于水火。

在给他子女的遗书中，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并叮嘱他们“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他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忠孝节义，又有现代革命者的坚定信仰；既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学识修养，又有军事将领的果敢坚毅。

将军的骨灰后来被迁至北京香山公墓，而他在福州宫巷的故居依然屹立。从福州到台北，再从台北回到北京，这位现代儒者的人生轨迹，画下了一个充满道义与坚守的圆圈。

再次翻阅《儒行》篇 ，翻检吴将军事迹，不仅感慨，这种人在今天、在以后还会再有吗？回顾百年历史，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受到强烈质疑和批判，那些凝聚文化和种族信仰的学说，确乎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了。

真正的读书人或者说国家栋梁，往往都有一些痴气、傻气、百折不挠之气，无论是吴石、聂习，以及邓稼先、钱学森……莫不如是。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熏陶，因此淬炼出的书生报国之志和才能，才让他们活成了时代的坐标。而没有了精神之钙，我们当下的读书人，太多已经是聪明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