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有很多令人头痛的问题，腐败愈演愈烈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为了惩治愈演愈烈的腐败，很多人提出来应该严刑峻法。其推理是这样的：腐败盛行，其原因是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的成本。严刑峻法可以迅速提高腐败的成本，降低其净收益，这有利于惩治腐败。
　　这一看法看来很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严刑峻法，对于在乎腐败直接成本、并据此被动选择的人来说，可能是有效的，但人是高级智能动物，并不会简单地接受成本，除了直接接受严刑峻法成本、改变自己的选择之外，很多人会进行如下选择：
　　l 进一步提高腐败的收益。其结果就是或者不腐败，要不就是大腐败。其实际表现是，腐败大案越来越多，令人触目惊心。反腐败，案子越反越大，就是证明。
　　l 进一步增加腐败的投入。其结果就是或者不腐败，要不就是高技术的腐败。其实际表现是，腐败技术越来越高，腐败的侦破和调查难度越来越高。反腐败，越反越难，就是证明。
　　严刑峻法，使得腐败者的腐败成本越来越高，同样也意味着在腐败案子频发的实权部门任职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其结果很可能就是：
　　l 吸引腐败风险偏好者进入实权部门。这些人进入实权部门之后，使得公共权力高风险运作，其风险收益由腐败分子所得，而风险成本则往往由公众来集体负担。
　　l 吸引有前科的风险中性者进入实权部门。这些人已经有了前科，严刑峻法使得其对腐败的成本没有感觉，而对腐败的收益却非常敏感。这使得这些人想方设法进入实权部门，牟取更大的腐败收益。
　　l 排斥风险厌恶的人远离实权部门。实权部门成为腐败者逐利的战场，正直的官员难以明哲保身，在高风险条件下承受巨大的心理和道德负担，为了避免成为腐败分子，不得不纷纷退出，进入腐败机会不多、风险较低的领域任职。
　　严刑峻法，更为严重的结果可能是，使得所有腐败者因为严厉的惩罚而具有了“团结”在一起的激励。不同程度的腐败者一旦因高风险的腐败成本“团结一致”，成为腐败的集团，公共权力会成为这一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黑社会也会乘机发展。腐败官员一旦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将最大化。
　　严刑峻法，还有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使得执法者拥有很多过分执法的权力，这一权力往往是高度集权的，在程序上缺乏制约，其结果是严刑峻法惩治腐败的权力又变成了一个高度腐败的领域。如何监督监督者，如何解决监督者的腐败问题，成为严刑峻法反腐败的又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这就使得反腐败的事业陷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越腐败越需要监督，越需要严刑峻法，越严刑峻法，越腐败，越需要监督。整个社会陷入了“监督饥渴症”，或者“严刑峻法饥渴症”，反腐败的事业却越来越难。
　　这可以说是惩治腐败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可以说明这一历史事实：腐败高发时期，从来没有因为严刑峻法而消除腐败，反而会因为严刑峻法而使腐败愈演愈烈。这一逻辑，可以给我们提供反腐败的新策略：反腐败，不能依赖严刑峻法，而应该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微观制度环境，给官员以新的廉洁激励；建设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让官员之间相互为廉洁而竞争，而不是致力于腐败竞争；政务公开，官员财产和收入公开，让公共权力公开化运作，而不是秘密运作；并根据“以直报怨”的法律原则，制定惩治腐败的法律，更多地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而不是政治运动来惩治腐败。
　　腐败问题的规律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严刑峻法仅仅惩罚腐败的官员，并没有改变绝对腐败的绝对权力基础，所以它只能个别地严厉惩治腐败的官员，在普遍意义上，很可能是鼓励了高水平、高技术的普遍的腐败。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理解惩治腐败的基本逻辑，把制度建设放在核心的位置，把惩治放在次要的位置。建设适当的制度，让权力失去绝对的性质，腐败也就失去了绝对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