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文武双全,非但凭其军事天才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青睐,还以过人的学习总结能力撰写若干军事论文,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参考。他是革命队伍中的“老资格”,为数不多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员,参加过南昌起义,走过长征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崛起作出了卓著贡献。他能谋且善断,谨慎而果敢,一路上追随、辅佐过叶挺、贺龙、徐海东、徐向前等名将,也担任过新中国第一任成都市市长、第一任防空军总司令,建功而不居功。他就是开国上将周士第。
周士第生于1900年,逝世于1979年。自23岁投奔革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多枕戈待旦,戎马倥偬,将一己生命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紧紧捆绑在一起,但求忠于党和人民,不慕虚名与浮华。
纵观周士第的一生,光明磊落,清风劲节,敢打硬仗,屡建奇功。从其创作于1964年从军40周年的一首小诗《一个兵》或可窥其军人的铮铮傲骨以及为民族而战斗的自豪感:“戎马四十年,陷阵何止千。敌人未灭净,斗志更强坚。”
失联六余载 缺憾催志坚
1927年8月1日,一声枪响打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凌晨,具有深远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将周士第推向了人生中一个很高的起点,与此同时,随着南昌起义的结束他又因一次失误的选择为人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遗憾。
自南昌起义后,按照组织安排,周士第所属二十五军剩余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几经辗转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而周士第则赴香港去找党组织。然而,待到他大费周折抵达香港找到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李立三,汇报了起义部队的情况后,周士第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身染痢疾,不得不住院治疗。当时香港也正处在白色恐怖下,迫于经费紧张,周士第听从一个同乡劝说赴马来西亚治病,由此脱离了党组织。
身在国外的周士第,内心仍向往革命,时时关注国内动态。当他得知邓演达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党时,立即启程归国。回国后,他在上海加入“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对抗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不幸被捕。好在宋庆龄获悉后经过两次努力,终于将其营救出狱。1933年11月,蔡廷锴与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后,周士第自告奋勇充当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系的“红娘”,并借此经历了六年的漂泊,回归到红军队伍当中。
1934年2月,春寒料峭。然而,此时对于刚刚摆脱特务盯梢、成功抵达瑞金的周士第而言,无异于一个温暖而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份激动之情源自于由周恩来转交到手中的一封信。看着来自老友聂荣臻的熟悉字迹以及向他发出“到苏区来”的感召,他意识到,党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他,内心无比激动,就连眼眶也湿润了。对于脱离组织一事,他曾表达过懊悔,自责当时“意志不够坚定”,但从未背叛过革命。熟悉周士第早年发展历程的周恩来总理做出了评价,“周士第是一个好同志”。
遥想当年,周士第在少年时代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并立下了报国志向。23岁时,他干脆辞别家乡海南琼海,投身到革命气氛浓郁的广州,就此接触了共产党员徐成章等人。次年,他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的佼佼者,周士第被选中加入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是由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主持组建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在支援广宁农民运动、东征保卫革命政府、保卫省港大罢工等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周士第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一路从见习教官升任为铁甲车队队长,享有“铁甲骑士”之美名。同时,他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925年11月,随着铁甲车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俗称“叶挺独立团”),周士第在叶挺团长麾下任第一营营长,后任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周士第率领第一营冲在最前面,人称“北伐先锋的先锋”。他身先士卒,以为国捐躯的决心向吴佩孚势力发起猛攻,一举打赢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为北伐打开了武汉最后一道大门。一时间,独立团“古有抬棺进城,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传遍武昌。
显然,这段将个人的热情热血投诸于时代洪流的经历,不曾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更不曾被党和人民忘却。
1934年2月,周士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长征后,他担任由红军大学改编的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的指挥科科长,后升任队长。鉴于周士第经受住了一系列严峻考验,组织批准他于1935年10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游子归家,得偿所愿。
报国情意切 沙场展宏图
周士第善于指挥、善于练兵,这在红军将领中是极为少见、极为稀缺的。毛主席很早就发现了他这个特点。所以当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徐海东向中央要干部时,毛主席第一时间就把周士第推荐给徐海东。周士第出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协助徐海东指挥作战,并由此开启了较长时间的参谋工作。凭借出色的战斗谋略和卓著功绩,他被军中官兵赞誉为“模范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周士第来到山西前线,其军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发挥和印证。他先后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协助贺龙、关向应等创建和巩固晋西北、冀中、晋绥等抗日根据地。其间,周士第参与过雁门关伏击战、冀中平原游击战、黑马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田家会战斗等,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为抗击侵略者贡献了力量,一次次取得了反“扫荡”、反“围剿”、反“蚕食”斗争的胜利。这其中,河间黑马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宋家庄战斗等堪称模范战例。
解放战争开始后,周士第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后改为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在华北战场上协助徐向前指挥晋北、晋中、太原等战役。
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在徐向前病重的情况下,周士第切实担当起太原前线全面军事指挥的重任。他历来重视战术思想,在前委扩大会议上做《十个战术问题》的报告,并归纳为四字句共20条,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为广大士兵所熟记于胸。1949年4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周士第指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太原防线瓦解;22日扫清外围,24日即攻克了太原城。随后,他又参与指挥秦岭等地的战役,率十八兵团主力连续解放多个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先后担任成都市市长、川西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广泛参与领导剿灭匪特和改造起义部队等工作。1950年10月,迫于国防安全需要,中央决定迅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而周士第便是毛主席心目中防空部队总司令的不二人选。参与领导解放军防空作战工作,并亲赴东北地区和朝鲜战场参与指挥抗美援朝的防空作战。
新成立的防空军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其间,周士第亲赴东北地区、朝鲜战场进行实地勘察,并参与指挥防空作战。由于指挥有序,保障得力,在我军各方面实力远弱于美军的情况下,与对方交战上万次,击落四百多架战机,击伤了一千多架,这一战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战后,他又积极地投入到国内防空建设当中,为国家的防空建设和专门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士第博学多才,理论素养极好。每次大战役后,他都会撰写总结性军事论文,而这些写作多是完成于敌人空中轰炸、地面机关枪回击的战斗间隙。他于戎马生涯中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章,至今保存完好的《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斗》《冀中区平原游击战斗的经验教训》《粉碎敌人春季战役进攻晋西北的经验》等,堪称是宝贵的军事思想资源。对于所擅长的穿插战术,周士第将之命名为“尖刀直插战术”或“楔形攻击战术”,并论道:“插入是插进敌之纵深,打乱敌之部署,使敌之防御体系归于瓦解。切断是将相互连接之敌人分割开来,或切成几块,形成分散孤立状态,便于我歼灭。同时可以断敌归路以收全歼之效。”
1955年,周士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周士第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四届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八大代表。
周士第一生不争功,不诿过,不搞小圈子,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作风。服务部门把地毯等高档家具拉到院子里准备更换旧家具,均被他悉数退回。到了晚年,即便被政治风波波及,周士第也始终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抵制陷害忠良;在生活上更是嘱咐后代“不要伸手”。
1979年6月30日,坚定的无产阶级将领周士第,走完了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留给世人的,是“铁甲战士”左右突围的传奇,是“北伐先锋的先锋”的绝唱,是黄河边保障红军渡河的临危受命,是朝鲜战场“空中对决”的凯旋战歌,更是一介炎黄子孙对五千年文明的深沉爱恋,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对党无条件服从、为国献出所有的忠诚与坚贞。
先烈精神绵延永续佑华夏,革命丰碑巍峨高耸鉴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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