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资本主义是唯一模式吗？ 
　　当人们想到苏联的瓦解，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幅图象。在这幅图象里，现代社会是沿着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的。走指令经济道路的国家作了错误的选择，因此尝受经济失败的苦果。他们现在必须回到分叉路口，重新再走另一条路。虽然这种过渡代价高昂，而且受到将有所得者和将有所失者间的冲突所缠绕，但只有这两条路却是无庸置疑的。 
　　许多西方人和中国人都相信，中国减低了这种必然过渡所引起的最坏影响。它很早就在经济上放权，为私人企业、个人或地方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而它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持政治稳定，以免造成地方混乱和社会冲突。 
　　然而，这种看法的前提却是颇成问题的。它使人有一种错觉，就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朝一个相同且明确的目标前进，问题只在于前进时间的长短：由此出现了与震荡疗法 (Shock therapy) 相对的渐进主义 (gradualism) 词汇。这个词汇重点，就是认为任何形式的制度改革，都能逐步地取得成果。可是它有个致命的盲点，就是低估了在国家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点－－国家的未来可以有多种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既激活了渐进主义和震荡疗法等术语，也使这类术语不甚了了。“制度拜物教”误认为，抽象的制度概念，如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具有天然的和必然的形式，也就是富裕的工业国家所建立的一那一套形式。而事实却是，建立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可以有许多不同方式。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有它们独特和可变的体制安排。只要从各种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决定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白现存的各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只不过是可能出现的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些不明此理的人，结果会将权威主义的或外来强加的制度视为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 
　　精英的自身利益和人们对精英的迷信，构成今天在政治和经济民主中为大众谋利的棘手障碍，也由此影响国家独立的追求。俄罗斯现在的遭遇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显示，这些国家不能单靠模仿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政经制度来达到富强和自由。它们要成功，就必须开创不同的制度。对目前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有确切的了解和判断，将为开创新的体制带来启迪。 

　　　　　　　　　二、俄国的紊乱说明了什么？ 
　　让我们先看看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俄罗斯人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成功的选择。一方面，那里充斥着一种由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西方政府和许多周游列国的技术官僚支持的的谓新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倡行严格的金融法规、西方式的个人财产权和全面开放国内经济俾使国外资金得以渗入等政策。实行这些计划所付出的代价是生产方面的灾难性锐减，新自由主义者对这种情况高兴不已，因为他们揶揄过往大部分生产系统是“减值”的，意谓它所消耗的资源比它生产的还要多。另一方面，在现存生产系统内的既得利益者，却为自身的利益进行反抗。俄罗斯人民并没有得到真正受大众欢迎的工业重建计划和真正的民主化市场经济方式。 
　　这样一种民主化工业重建的替代方法，是不可能从书本或是官僚和学者的计划中得到。它必须由有组织的社会和公民的主动参与而产生，并得到政治体制支持，从而提升民众政治行动的层次：此外，亦需要有在政府架构以外能令市民社会组织起来的社会机制。这些都是国家重建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奢侈的玩意，并非处于国家重建期的俄罗斯所能够负担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和西化的计划变成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一个紊乱的社会无法自我重建。 

　　　　　　　　　　　三、制度创新的三方面启示 
　　俄罗斯和中国处于不同的环境下，亦各有不同的前景，它们从何处寻找发展解决之道的启示，以代替正给俄罗斯带来灾难的计划，和在中国常被认为是迈向市场经济必经之路的改良式渐进主义方式？ 
　　这里有三个启示的来源： 
　　第一，西方强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的经验。美国经济成功的根基在于农业，后来才以工业为主。像许多成功的西方经济国家一样，美国的农业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便建立在美国政府和个体农户之间的同盟关系上。政府不但提供土地，还帮忙控制市价、、分配肥料与机器，并掌管买卖。而西方最先进的区域经济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政府和私人生产者之间成功的同盟关系模式推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去。 
　　第二个启示的来源，是紧随日本步伐的“亚洲四小龙”：南韩、台湾、新加坡的经验。这些国家的发展，与那些不太成功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有所不同：第一，它们推广平等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大规模投资在国民教育上；第二，它们谨慎控制国外资金流入，因而把跨国企业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的控制之下：第三，它们是推行成功的政府和商界伙伴关系的先驱。但这种伙伴关系的体制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统筹工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部门，常常沦为官商精英勾结的机构。官僚任意妄为的结果是导致重大的错误，因精英的利益而牺牲大众的利益。当务之急是重整这种伙伴关系，使它成为一个更分权化、更勇于实验的和更加民主的模式。例如以一些得到国家支持、在财政上受严格控制和担负社会责任的公私混合体，来代替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让它们在国家各地区和各经济领域内竞争，在组织生产和商业上力求进取。这些社会基金和合作纲络应由工人、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监管。 
　　第三个启示，来自工业民主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体系（如意大利北部、加泰罗尼亚、丹麦、德国西南部和美国中西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式竞争体制。中小型企业或是大型企业中的细分部门，同时互相竞争和合作，集合财务、商业和科技资源。竞争和合作的结合，集分权化进取精神和大规模企业两者的优点于一身。更广泛的说，它有助创造一个利于加快学习的环境，在这环境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落差被消减。 
　　维持经济增长的集体力量的核心，是革新与合作之间紧张、困难重重和赋予成功的关系。不断的革新，无论是在组织上或是在技巧和科技上的革新，都需要生产上的团队合作和各级社会管治的共同协力。然而，合作亦会危害革新的力量，特别是当它沦为有的权利的系统，挟持着具有生产效益的机会以独取狭隘的利益。在经济增长策略中一个根本和不变的问题是：寻找能把成本降到最低而又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合作体制方式，以及从合作至革新的体制方式。具有合作式竞争特点的区域经济体系正合乎这种条件，其成果尤为丰硕。 
　　然而，这些后福特主义的经济一般是依赖在前福特主义的条件上，亦即是技术劳工的长期发展传统和密集的社群生活纲络，把种种类别不同的“私人”组织与强有力的地方政府结合起来。意大利北部的区域经济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可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大多欠缺这类背景条件。那就必须通过政治构想去发展，并通过政治行动去建立一个与前福特主义条件功能相当的背景，供后福特主义经济使用，这个相当的条件应包括大量的教育投资，和在实际社会生活的各部门中优先提供有利于独立集合组织的政经安排。 
　　我们提出的这三个民主化发展策略和民主化市场经济的起始点，都需要些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作中介的组织，如社会基金会和发展银行。这些中介组织能够，也应当向跟它们打交道的企业和社群，以及使之得以运作的政府负责。它们在决策上应拥有相当的独立性，亦应互相竞争和冒倒闭的风险。到了后期，这些体制的创设可能还需要发展一套新的财产体系以作替代，使本来包括在传统的统一财产权中的权力分解出来，并将之重新分配到不同阶层的持权人手中。这样一来，民主政府、社会基金、地方政府、企业和工人都可监管由他们所创造的生产资源和所得收入。 
　　中国的改革已走在多种形式所有制的道路上，把传统西方式财产权所包括的部分分散给不同的所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有制，传统上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自从１９７８年起，中国改革在渐进的发展中，大幅度扩展了利益相关人的范围。像蒋一苇的经济民主理论构想，正代表对这种经验的计划性反思的开端。

　　　　　　　　　　四、中国的制度创新优势 
　　综合这些不同启示的来源，是要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找出一条康庄大道。中国可能比同类的国家要穷，而且在国家民主化重建的问题上仍然困难重重，但它却拥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就是它可凭藉国家和个人的主动性、社会和私人的所有权、工业和农业、先进和原始科技的结合，来进行一系列革新。 
　　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经验指引出一个方向，就是把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且能集中财务、商业、科技资源的合作式竞争体，跟政府和商界、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和私人生产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连合起来。私人生产者的合作－竞争纲络应成为地方和地区政府的伙伴。这种伙伴关系应透过公共和私人的混合基金、银行和科技中心来运作，这些机构应拥有相当的独立自主，在财政上受法规的严格控制，并互相竞争。在享有独立的同时，它们应同时向凌驾其上的民主政府，及居于其下的企业和工人负责。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工人应共同拥有它们。 
　　在经济活动的领域里，这种架构赋予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构思和民主实验主义实际的意义。同时，它给科技先进者和科技后进者之间的同盟提供制度上最有利的基础。科技先进者按科技后进者的需要生产投入品和机器，使后进者能根据自己科技吸收能力的大小来加以吸收。如果中国分权化的制造业能得到这种先进者的供应，就能逐渐转型。先进者和后进者共同学习。学习和合作的相互结合，是成功和持久的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对那种融合普遍民主和国家和谐的增长类型尤为重要。 
　　发展这种同盟的基本条件，是把经济中负责发展先进者和联合后进者的部分，从短期主义（想在短时间内独取利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先进者和后进者的伙伴关系能给双方带来丰硕的经济成果，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需要一个我们曾提及过的，能够规划和实行长期策略，并能确认共同利益和机会的体制架构。 
　　除此以外，先进者和后进者的同盟，还对持续和民主化的国家建设策略有决定的贡献。第一，它克服了只能选择资金密集或劳力密集式生产的虚假的两分法，因为资金密集的先进者可以替劳力密集的后进者生产。第二，它防止内部二元经济的出现，在这种二元经济下，经济和社会被分裂成两个体系，一个是得到资金、科技和政府帮助：另一个则沦为后备劳工大军和剩余消费者的市场。无法防止或克服这种二元经济，会对国家造成毁减性影响，巴西和墨西哥就是明证。而今天，新自由主义者和西化计划正在俄罗斯制造这种毁灭性的二元结构。第三，先进者和后进者间的伙伴关系，将能帮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跳出新世界经济为它们预备的恶运－－把它们作为过时的福特主义式工业的收容所，就是用半熟练工人操作僵化、欠缺灵活的机器和生产程序，大量生产标准化商品。这种陈旧和二手的福特主义，只有在不断压低工资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竞争力，这样会令国家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夹在全世界最低资的生产国和先进生产国之间，进退维谷。最重要的是，会将经济发展的中心－－集体学习和革新的过程拖慢。当俄罗斯的经济正在变成二元结构（或是将它早就存在的二元性特质变一种形式），它亦越来越陷进晚期福特主义附庸和赤贫地位的泥淖里。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一道被邀请到世界经济中充当二元经济和晚期福特主义的角色，中国为避免这个命运，民主政治至关重要。 
　　这些建议是从中国的“两条腿走路”工业政策找到起始点的。这种工业政策最先在１９５８年由毛泽东提出，自１９７８年起，通过农村的工业承包和城市里先进的国营企业的合作而发展起来。这种独特的合作同盟，把经济先进者和后进者之间必需的伙伴关系，变为大众接受和民主的经济增长策略。这有助防止形成拉丁美洲式的二元体系，把经济和社会分裂成受厚待和受冷落的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它也有助避免了“价格剪刀差”机制，这机制曾给苏联工业化过程和苏联制度的特性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价格剪刀差”制度下，中央政府压抑农产品价格，促使农民转投工业，迫使农业补贴工业。在这种政策下，斯大林于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苏联发生了粮食危机后，终于１９３８年取消了他曾不顾农民的死活、迫使他们投入的集体农场经营的农村工业。他在农村工业中正确辩认出农民得以避免价格剪刀差的路线来。然而，被苏联强烈排斥的农村工业，却成为中国发展策略的关键环节。早在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就坚持“人民公社必须搞农村工业”。１９６１年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把农村公社经营的农村工业扬弃，但是，当毛泽东在１９７０提倡农业机械化后，许多这类公社经营的农村工业又再出现。农村企业最近发展的“股份合作”制，是科学研究机关和城乡工业之间更灵活的合作形式的开端。 
　　以上列举的每一个替代发展策略，包括把政府和个体农场间的合作形式推展至整个经济里、企业间的合作式竞争体系、亚洲四小龙式政府与私人生产者之间伙伴关系的勇于实验的分权化、先进者和后进者的联合，都可从现今中国实践中找到可以应用的地方。 
　　如果这些材料能在一个一贯的发展策略中施行，就能令中国跳出世界经济中晚期福特主义的囚笼，免于陷入竞争能力受生产要素条件制肘的泥淖中。如果中国听信西方保守自由派的经济学者，像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经济组织，以及西方列强的建议，它将会仅仅是安于现有的优势和短处：发展大量廉价劳工和某些丰富的天然资源蕴藏，结果是大部分的劳动力将投入到传统的、低技术的福特主义式大众生产，以作出口和国内消费，而余下的人则大多继续从事粮食生产以供国家使用。如此一来，中国将默默扮演正统经济理论分派给发展中国家的角色，那就是建立工资低廉和技术落后的福特主义，而这恰恰是先进经济国家正在努力摆脱的。 
　　这种不合时宜的福特主义会妨碍先进者和后进者的互惠合作，因为大批生产的工业最适合复制标准化消费品，而不是按照农业和“次等”、不发达经济体系的制造业的需要，来生产有助它们进步的投入产品和机器。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只能为小部分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把剩下的劳动力被推向一个资金困乏的次等经济里。这使得出口的竞争能力受制于工资的压抑，虽然在大批量生产线工作的工人比起其他的劳动人口有较优厚的待遇，但由于工厂比较落后，亦因此要付出工资和消费能力受严重限制的代价。因为这种种原因，假如将晚期福特主义作为经济进化过程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全盘接受下来，将引来僵化的二元体制，而中国到现在为止，一直避免了这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能避免的命运。要想拒绝这种恶运，就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然后才能谈得上将它变成经济纲领。 

　　　　　　　　五、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应该齐头并进 
　　政治和经济两者中，政治要挂帅。我们在前面所倡导的策略，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 hard state ）来规划和实行一些不受经济精英利益左右的政策。除了提倡平等改革（在冷战时期的敌对情形下）和大量投资公共教育的优点外，亚洲四小龙比起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更为优越的条件，就是它们拥有这种强势的政府。苏联自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成为一个弱势政府，尽管俄罗斯拥有超戴高乐主义式 (hyper-Gaullist) 宪法，仍然无法扭转乾坤。另一方面，那些要推行任何改革（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会那些倒行逆施的改革）的拉丁美洲国家，则全靠成为更强势的政府才做到了。如智利，须靠军事独裁和中间路线者的共识：阿根廷，靠的是政治背叛和授权强硬的技术官僚：墨西哥，则倚仗被认为是开明的技术官僚的圣西门主义式专制，更依靠选举舞弊而不再是以往的经济裙带主义（ economic clientelism ）。这些都是最好的说明。 
　　像曾盛行于亚洲四小龙的政治权威主义，是形成强势政府的捷径。然而，这条捷径既危险又代价高昂，且势必造成政治官僚和经济精英的勾结，这减弱了政府的强势程度，又以经济进步为禁脔，用来替那些与精英有交易的人谋利。当要求民主的压力升高，而必须向民主的渴望作出让步时，半民主化的强势政府就软化下来，直至它急进推行民主政制和公民社会，更全备的自我组织才能再度强化起来。 
　　多元经济和多元政治是有关连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受“制度拜物教”所误导，以为这种关连是民主政制和习惯上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式主流体制之间的必然关系。正当现在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大量的非正统市场体制，中国的当代史亦包括了体制革新的片段，这是在全新的体制形式中结合直接和代议式民主政制。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运动中，位于边境的陕甘宁地区，在１９３７年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个以竞选方式直接选举官员的地方政府。这种经验，在１９８８年６月起中国２７个省举行的乡镇领导选举中，继续产生共鸣。 
　　政府精英对多元正常政治的专制镇压，限制了这些雏型民主经验的范围和原创性。除此以外，这些日益腐化和沉沦的精英分子，在恋栈权力和意图把公职变为私人特权的事情上，表明他们倾向一些更传统的市场资本主义方式。贪婪的商人和暴君沆瀣一气，在中外历史皆然。官员迫不及待要把他们填满私人聚宝盆的意图，轻易地隐藏在传统财产权的屏障之后。一个照顾到工人、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利益的全面财产和生产结构，很难和政治权威主义并行不悖。因为前者在组织生产时，实际上促进了市民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减轻管理和执行间的紧张。 
　　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化形式，往往招致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在人民的教育程度未独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要在国家大部分地区实行民主政制，那只会造成混乱。政治镇压变成对付暴乱的天赐良方。可是，这种偏见是从类似“制度拜物教”的迷信而来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形式，无论在性质或内容方面都不相同，换言之，它们在范围和程度上是可作变更修改的，而不是表现为“要么两者皆有，要么两者皆无”的形式。 
　　大众政治动员和明确的体制规则，并不是像保守政治科学所说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反之，各种体制在鼓励参与和消弭冲突的程度上都有不同，亦有自己一套的修正方式。一个国家必须经常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令人民和谐相处和更新体制。它必须接受改革为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反覆进行结构改变的政治，必然是一种高能量政治 (high-energy politics) ，它容许制度化的冲突和更广泛的民众参与。一个技术官僚的、权威主义的、低能量的政治，无法容忍不断进行基本改革的政治活动，它亦无法提供经济持续进步最有利的环境。当经济发展时，把作为限制经济增长的强制剩余提取率 (coercive surplus extraction) （储蓄和投资的绝对程度）与恒定革新能力相比较，前者显著失色。（比较史学研究指出，明清时代的中国比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享有更高的储蓄率：急速成长的主要障碍，不是压抑消费的不足，而是社会和技术革新的不足。）现在应做的事，是通过各种政治，全民政治、草根政治，以及思想领域的政治，形成一种体制，使它能克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虚假命题。要能朝这个方向迈进，就要深化民主体制。 
　　深化民主意指发展一套能提高社会的政治动员程度的安排（例如，透过对政治活动的公共财政资助，和扩大政党和社会运动享用大众传播工具的权利）：发展一套把政府各部门间的僵局，通过全民投票和提早选举，交由全体公民来迅速解决的宪法安排：建立一套在国家机器以外（区域上或功能上来说）能使市民社会自我组织起来，并主动地参与集体讨论和解决集体问题的社会体制。世界上的通则是：政治权威主义能够方便地形成强势政府，但确是不安定的；相对民主体制（即那种由活跃的精英分子和动员程度比较差、组织能力不均匀的社会的形成的民主）软化政府的强势；当社会更加彻底的进行民主化后，这种强势又能以另一种更深入的形式出现。 
　　这些给中国的提示是很清晰的。如果不走上深化民主之路，中国将要在强势政府和软化政府之间作抉择，前者是精英主义的、互相勾结式的，后者是从政治权威主义中渐渐蜕变出来的，它渗透者精英的利益和交易，以及公职转变为私人特权。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这种渐渐蜕变。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这条道路的逻辑，以及人民没有得到充分教育，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创新的主要障碍。像所有的蜕变一样，它随时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残局。对这种混乱的恐惧，正好成为紧抱着权威主义不放的藉口。 
　　然而，中国人民的利益却指向另一个方向。只有推行大胆的民主实验（不是要在一夜之间做到，而是一步一步地来），才能使在我们所勾画出的策略和体制中体现的广泛的经济实验得以具体实现。只有这种勇于实验的实践精神能够帮助中国，使它免于步今天俄罗斯的后尘，变成一个分裂和绝望的社会。

　　　　　　　　　　六、中国仍有选择的余地 
　　现在中国的未来有两个选择。较平坦的一条路是把现在如农村工业和城乡企业的改革，纯粹视为向传统个人财产权、自由放任的不平等和半民主化政府的必然过渡。这会是俄罗斯所走的路线的渐进主义版本，而俄罗斯人正在拼命地脱离这个深渊。 
　　另一条道路是在自己的特点和发明创造之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民主化的创新，给予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比西方强国更大胆的勇于实验的形式。这一条民族解放和人民掌权的道路已近在咫尺。这条路也能够被开辟出来，只要当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大多数人能够抓住机会，并懂得：看不到希望，并不等于不应行动，而有了行动，才会有希望。 

  （原载《新左派评论》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林立伟译，墨石校） 
   注 1: 本 文 与 哈 佛 大 学 法 学 院 教 授 罗 伯 特·昂 格 (Roberto Unger) 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