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政治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政治腐败问题也严重地发展起来。反腐败斗争虽然不断地加大力度，但腐败现象却一浪高过一浪，俨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形势，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也使人们产生极大的忧虑。众多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而再来讲这个问题难度就非常大。在此，我仅就产生政治腐败的社会诱因做一些探讨。
　　关于腐败问题，人们可以举出千千万万的事例，同时也对它表示极大的义愤。但是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为什么它在当前表现得如此严重，往往会感到茫然。不善于把这种社会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分析，因而不能揭示出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我以为，中国今天的腐败现象总的说来是由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副产品。这种社会大变动包括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人们精神的大解放；人性的大解放；以及这几种大变动汇合到一起所产生的生产力的大解放。正是这些社会大变动所产生的副产品构成了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些社会变动及其所产生的副产品的状况。
　　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是指什么呢？它又是如何变动的，以及都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9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在1979年以前的30年间，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其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
　　1、 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
　　2、 人际关系的商品化；
　　3、 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
　　4、 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
　　5、 小团体主义；
　　6、 地方保护主义；
　　7、 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8、 经济犯罪的普遍化；
　　9、 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社会变动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过去，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
　　1、 对政治迷信的摒弃；
　　2、 对自由民主的向往；
　　3、 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
　　4、 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
　　5、 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
　　1、 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
　　2、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
　　3、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
　　4、 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社会变动的再一个表现是人性的解放。这里所说的人性是指人们的感性的满足。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
　　1、 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
　　2、 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
　　3、 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
　　1、 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
　　2、 低俗文化的流行
　　3、 色情、赌博、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
　　1、 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
　　2、 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
　　3、 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所有上面这些负面的东西汇合起来便为腐败的孳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再加上一定的主观条件，腐败现象便会在整个社会中泛滥起来，形成严重的形势。这种腐败的可能性对于每一个人都会形成挑战，而不仅仅是对政府官员。任何一个普通人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对自己缺乏严格的要求，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堕入不同形式的腐败。所以目前中国的腐败实际上是社会腐败，也就是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普遍地存在这着的腐败现象，显示出问题的深刻性和严重性。这种社会腐败反映在官员身上，就是政治腐败。所以，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腐败和政治腐败是一种获得性的社会变动综合症。
　　作为社会变动的综合症，它还反映了社会运动的一种规律性，这就是矫枉过正的钟摆效应。也就是说，当社会本身在纠正一种重大的偏差的时候，社会变动不会在最适当的那一点上停止，而是还要继续向另一个方向摆动，直到摆动到另一个极端为止。也就是说，对一种偏差的纠正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偏差。所以，过去对人们利益追求的压抑、对人们的精神和人性的压抑、对生产力发展的压抑等等是造成目前一系列负面效应的根源，也是造成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的根源。虽然这种根源看起来比较间接，但是这两者之间确实具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以前30年中一系列左的政策埋下了今天严重社会腐败的祸根。
　　当然，在当前的社会腐败中，关键还是官员的腐败，即政治腐败。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其腐败的危害也就更大些。因而政治腐败问题也就更受关注。下面我们就重点考察一下政治腐败的问题。
　　政治腐败产生的客观条件，总的说来也是前面所讲的那些负面效应作用的结果。但具体分析起来还是具有其不同于一般社会腐败的特点的。那么，政治腐败的产生的社会条件都有那些呢？
　　第一，体制内外在需求满足上的的巨大差别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在经济上是采取增量改革的方式，因此，在原有的公有制体制之外不断地生长出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这样，公有制体制与非公有制体制便形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两个领域内的分配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两个具有同样能力的人，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工作，其收入的状况能相差许多倍。然而在公有制领域中工作的人并不能够自由地转移到非公有制领域中去。特别是在政府中工作的官员，更不可能自由地转移到非公有制领域中去了。这样，被束缚在政府工作岗位上的人们，面对体制外的高收入，便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进行利益补偿的强烈要求。但是实际上在现有的合法的利益分配制度之下，这种补偿的要求又无法实现。于是他们便发现：他们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可以兑换成任何的需求的满足，而且随时都可以实现这种兑换。开始人们还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去做，生怕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不久在利益的驱使下胆子便逐渐大了起来，甚至变得肆无忌惮。而且很快这种事便从个人的特殊行为变成一种普遍的行为。于是，廉洁自律反而成为凤毛麟角，需要在报刊上大书特书了。
　　第二，由低收入带来的生活入不符出。
　　上述的政府官员所产生的心理的不平衡，不仅仅是由体制内外的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相对巨大差距造成的，而且是由于他们的实际收入与实际的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这是造成体制内外差距的根本原因。过去的低工资是由低物价来保证的。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举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不断地上涨。虽然在此期间工资也在不断地有所调整，但基本上没有改变低工资的状况所造成的矛盾。从而使工资收入者陷入相对贫困之中。但是在工资收入者中除政府官员之外的其他人，例如教师、企业职工等，还可以利用其他的途径与方法来“创收”，从而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相对贫困的状况。然而，政府官员却没有任何合理、合法的“创收”的途径和方法。使他们无法摆脱相对贫困的状况。这种由低收入所造成的生活入不符出的状况，对广大的政府官员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之陷入困境。而唯一能使他们摆脱困境的可利用的资源便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
　　第三，艰苦生活与花花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动，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变得极其简单。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几乎没有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然而人类需求的特点决定了只要有一点可能，人们便会产生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向更高层次需求发展的要求。这是基于人类本性的内在的要求。即使生活再贫困，这种要求也是不会泯灭的。它只是隐藏在人们的心理深处，而且隐藏的时间越长，一旦爆发出来也越强烈。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西方的以感性满足最大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或享乐文化在媒体上一出现，便立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体制外富裕阶层的大量出现，人们那种对感性满足最大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从而满足这种要求的各类场所也纷纷产生。而这些场所的产生又反过来更加促进了这种要求。正是这两方面互动的结果，便在社会上造成了不断繁荣的娱乐业、餐饮业、旅游业等等，也就是造成了一个花花世界。面对这个花花世界，作为生活艰苦、囊中羞涩的政府官员便产生巨大的心理冲突。一方面他们也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具有感性满足最大化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条件去满足这种要求。这种心理冲突便推动着他们去寻找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途径和手段。
　　第四，政府在支配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能量。
　　政府官员之所以能利用权力来进行利益补偿、改善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感性要求，就是因为他们手中确实有权力可以利用。而这又是由于政府仍然掌握着能够支配各种资源的巨大的权力。这既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又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情况的复杂性决定的。总之，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还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而政府的权力则是要靠政府的官员去执行的。这就使各个层次的政府官员手中都掌握许多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就可能充当不同的角色。他们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为社会服务，也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实现个人的利益或小团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会有以权谋私的要求，而且有着以权谋私的充分条件。
　　第五，新旧体制之间所形成的制度空隙。
　　以权谋私有了条件还不一定能有适当的机会。只有在客观上能够不断地提供适当的机会时，政治腐败才能变成现实。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必然会呈现出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因此造成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即许多方面的事务都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按计划经济规则办理，另一部分则按市场规则办理。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便在权力与市场之间造成许多空隙。使权力通过二元结构进入市场，并获得与各种物质资料同等的价值。特别是在价格的二元结构中，权力直接就可以转化为货币。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便使得权力变得大有用武之地。凡是一种政府的管制行为，都可以通过审批权而转化为单位或个人的利益。因此，一个小小的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只要他和某种审批权沾上一点边，就可以财源滚滚，更何况掌握大权的官员呢！就这样，原来在生活困境中挣扎的政府官员，突然发现一系列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切政府管制行为，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遍地黄金的好运气。只要想发财，到处都是机会。当政府官员一旦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以后，政治腐败就变得俯拾皆是，难以收拾了。
　　第六，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造成普遍而严重的寻租现象的原因还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有关。由于我国的市场制度还只是初步建立，市场规则既缺乏权威性，又未能在社会上深入人心。因此人们对市场规则遵守的程度本来就是很低的，再加上权力进入市场后又横冲直闯，完全不遵守市场规则。便更加深了市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因此，面对众多的违反市场规则的事，市场自身无能为力。当然，如果权力对市场规则违反得太厉害，市场将会用经济破坏的后果来教训决策者，使之不得不对权力有所约束。但当这种破坏性的后果还不十分严重的时候，则往往会被决策者所忽视。再者，由于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之间的界限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社会生活中哪些事应由政府来管，哪些事可以由市场来管，往往并不是十分清楚的。而要弄清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实践中处理好这个问题，则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昨天认为应由政府管理的许多事，在今天的新情况下，又会认为应由市场管起来。照道理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由于某些复杂的原因，又不得不由政府担当起来。现在由政府管的许多事中，有些需要创造条件逐渐转给市场。而市场运作中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干预。在那些政府应退出的领域或事情中，如何使政府从行为上真正退出，而且是有序地、平稳地退出？目前还需要由政府管起来的领域或事情，又如何使政府有力而又有效地管好？等。这种情况便又给建立市场规则带来更大的困难。使得市场更不容易完善和成熟起来。这些都为政治权力违反市场规则带来了方便。成为政治腐败滋长的重要条件。
　　第七，司法腐败所造成的法律松弛状态。
　　在政治腐败产生的过程中，如果有强大的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政治腐败的滋长和泛滥。但是由于司法腐败所造成的法律的松弛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法律对政治腐败的监督和制裁。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来说，法律在社会上应该是具有最高的权威地位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前提。然而，在我们这里，由于长期人治政治的深远影响，人们重权而轻法，并常常以言代法。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甚至钻法律的空子为荣。另外，政治腐败也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中来了，形成了司法腐败。所有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便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为政治腐败开了绿灯。从而使腐败的官员有恃无恐。助长了政治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严重化。
　　第八，社会舆论监督力量的微弱。
　　在法律监督弱化的情况下，如果社会舆论能够很好地监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法律监督的不足，形成对政治腐败的有力的制约。然而在我国，由于决策的过程和政策执行的过程都是完全不透明的，使得一般老百姓对于政府官员根本没有监督的可能。而具有巨大监督职能的媒体，在我国也起不到真正的监督作用。首先是由于我们强调政治稳定并把媒体主要看成教育人民的工具，因此不允许媒体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其次，由于我们强调宣传的导向，因而也不允许媒体具有较大的自由。再有我们过多地注意所谓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生怕媒体的监督会给党和国家摸黑，因而也不愿意放手让媒体进行监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国的舆论监督力量变得十分微弱。使得腐败分子目中无人，既不把老百姓的放在眼里，也不把媒体放在眼里。这也是助长政治腐败的重要因素。
　　第九，社会道德真空状态的影响。
　　对于腐败的官员来说，除了外部监督的薄弱之外，更重要的是缺乏道德的自律。政府官员缺乏道德自律的问题在中国不但有一般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地说，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旧的道德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还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产生社会道德弱化的现象。而由于利益的驱使，人们的经济人特性会大大膨胀起来，不遵守、甚至违反道德的现象便会普遍地出现，使人们感觉到社会道德在倒退。这种情况自然也会影响到政府官员，使之失去道德的自律。在中国，造成社会道德倒退现象，除了这个一般的原因之外，还有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十年文革所造成的道德真空现象。在文革中只讲斗争，而完全不讲道德。致使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很少有道德的自律，使社会基本上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这种对社会道德严重破坏的情况影响了几代人。首先是影响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他们在儿童时代所受到的熏陶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从小就知道，只要以革命的名义，无论做什么事，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而不用顾及任何的道德约束和良心谴责。在这种蔑视道德和良心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一旦成为政府官员，其道德自律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一代人道德观念淡薄，他们的上一代作为文革的参加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那种蔑视道德和良心的环境的影响。而他们的下一代，虽然客观环境有所改变，但是也难免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影响。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不论是在文革期间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都有许多人，他们仍然保持着很好的道德修养，对自己有严格的道德自律。但这种情况往往是由家庭等特殊原因造成的，而并不是社会教育的结果。从整个社会来说，文革所造成的道德真空现象，直到今天，其影响仍然存在。正是这种情况，使政治腐败失去了在人们思想中的内在的约束。
　　第十，机会主义心理的影响。
　　在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中，人们在心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心理有如下特点：一是在考虑任何问题时，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果；二是在处理任何问题时，不遵循任何原则，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今天可以这样做，明天又可以那样做；三是得过且过，任何事情只求当时过得去，至于以后如何，到时候再说；四是言行不一致，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五是无是无非，对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摸棱两可，使人难以琢磨；六是及时行乐，只追求当时当地的快乐，而没有任何理想；七是只问获得，不讲付出；等等。这种机会主义的心理的形成是与道德真空现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而且越是缺乏道德修养的人便越容易染上机会主义的心理。可以说这是人们陷入政治腐败的心理基础。因为，一个有原则、有理想、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瞻前顾后、谨慎行事的人是不太容易陷入政治腐败的。相反，一个具有机会主义心理的人，就很容易陷入政治腐败。因为抱有这种心理的人往往是以自欺而害己的。
　　第十一，官本位思想所产生的讲身份、讲地位、讲排场的心理。
　　陷入政治腐败的人还有一种心理就是做官高人一等的心理。他们往往认为，做了官就要有当官的样子和派头，就要讲究一下地位和排场。否则便枉为民官。正因为这种心理作怪，所以他们便不会满足于平民式的生活。不但衣食住行要和一般人不一样，而且还要讲究各种应酬和享乐。然而这一切都需要高收入来维持。这就和现实的低收入的状况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则只能来自非法的收入。这是许多人一当上官以后很快就陷入腐败的重要的原因。
　　第十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的封建政治中，官员如果犯了罪常常都要株连自己家族的，最甚者要灭门九族。反过来就造成一种惯例，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了官，自己的家族成员以及亲朋好友理应都能沾光。因此，官员以权谋私的范围就不仅仅限于自己及其直系家庭，而且还要包括此外的大量的亲戚朋友。甚至一个原来比较廉洁的官员，往往也招架不住家族成员和亲朋好友的纠缠，而不得不用权力来为他们谋私。这种被亲戚朋友拖下水的情况也是不少见的。而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既然能为别人谋私，当然也就不排除为自己谋私了。这也是一些人陷入腐败的重要原因。
　　第十三，不同年龄段的官员的特殊心理。
　　在官员陷入政治腐败的心理因素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不同年龄段的官员中还各有使自己陷入腐败的特殊的心理。例如，将近退休的老年官员，往往容易产生清苦一辈子最后捞一把的心理。因为在目前的低工资的情况下，他们在政府机构中工作几十年也不可能有多少积蓄。而面临着退休后更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会使他们充满忧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意志比较薄弱，就很可能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狠狠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从而陷入严重的腐败。而年轻的政府官员刚刚进入仕途，一般都是雄心勃勃，想干出一翻事业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因此很容易受官场的旧习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体制内外的巨大差距特别敏感。因为他们的同龄人或同学分布在体制内外的不同部门中，这就使得他们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别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生活在体制内这些年轻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的感受也就会特别深刻。再加上他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先天不足，以及他们的手里又确实掌握了一定的、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的权力。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便会逐渐加剧。一种强烈的利益补偿的要求就会产生出来，对他们形成巨大的精神困扰。从而使他们有可能陷入政治腐败之中。作为参加工作多年的中年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介乎前两者之间，既没有年轻官员的幼稚，也没有老年官员的迫不及待。他们是政府官员的中坚和最稳定的力量，已经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领导骨干。但这些人也有其弱点。他们对于官场的旧风气已习以为常，对于那些貌似严肃认真的表面文章已经完全看透，对于如何应付上级、如何周旋同级、如何对付下级都已成竹在胸，对于各种腐败的手法也了如指掌。同时，他们的道德修养也有先天的缺陷。而且，一般官员所遇到的收入与支出的矛盾以及严重的利益丧失感，在他们身上却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更重，而他们作为一个具有相当身份的官员，又需要相当的排场，这无疑又是重大的负担。因此，在他们身上利益补偿的要求便会更强烈。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意志薄弱的话，陷入政治腐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些。总之不同年龄段的官员都有其不同的弱点，从而都有其陷入政治腐败的特殊心理基础。
　　第十四，来自社会的腐蚀。
　　政府官员陷入政治腐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社会的腐蚀。在社会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如前所述因市场不成熟而缺乏规则的约束。在这种的情况下，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发展而不得不采取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的办法来保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靠什么力量来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呢？最普遍的做法当然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一定的好处。这笔开销对于这些市场主体来说，叫做公关费用，实际上就是各种形式的、公开的或隐蔽的贿赂。当然，要做成这种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但是，由于这件事能否做成关系到这些市场主体在发展中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做成。这就形成双方的一种特殊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则是这些市场主体的贿赂行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占了上风。从而成为政府官员陷入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第十五，人际关系商品化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人们在实现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感到自己所掌握的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必须取得别人的帮助才能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为了取得别人的帮助，就必须给别人带来好处。换句话说，要想利用别人手里的资源，必须以自己的资源被别人利用为前提。实际上就是人们各自所掌握的资源的一种交易。这就表现在人们之间互相给予方便或互相为对方办事上。而这种情况已不同于原来的人们之间的单纯的互助关系，而变成了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了。也就是说使得人际关系商品化了。然而在交易中，人们之间所掌握的资源是不平衡的。那么，掌握资源少的人如何与掌握资源多的人交易呢？这就需要在较少的资源之外再补充以一定的其他方面的好处。而这种好处的最经常的表现形式便是金钱。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也就逐渐对此习以为常了。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政府官员与其他人进行这种以互相利用为特征的交易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显然，政府官员所掌握的资源和一般人所掌握的资源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问题更在于，政府官员所掌握的资源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国家的。用国家的资源去与别人自己的资源进行交易，便在互惠的幌子下掩盖了政治腐败。这便是由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所导致的政治腐败。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便造成一种特殊的环境，使政府官员中的许多人陷入了畸形的生存竞争之中，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普遍的政治腐败现象。因此，要想有效地反对政治腐败现象，就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找出克服和抵制这些因素的办法和途径，把政府官员的生存竞争引导到正面的即合法的、合乎道德的轨道上来。至于如何去做，则需要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