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任何腐败，或者腐败非常轻微，就不会有反腐败，也不会有腐败成本与反腐败成本之讨论，更不会有腐败收益与反腐败收益的说法了。在一个完全腐败的国家，腐败本身就是普遍的，而且为人们所广为认可，并且很可能已经普遍制度化了，这时虽然有普遍的腐败，但大家很可能认为腐败比不腐败还要好，自然也不会存在反腐败的问题，没有反腐败，腐败本身也就不会成为公共所关心的问题。只有存在腐败但还希望廉洁的国家，才会有腐败与反腐败的话题。目前的中国应该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腐败是存在的，虽然不少，但也在尽力铲除腐败。正是在这样的国家，腐败与反腐败才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在目前中国的背景条件下，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清：一是腐败的实证分析要有别于腐败的规范判断；二是既要提高腐败者的腐败成本，也需要缩小腐败者的腐败收益空间；三是反腐败不能简单地计算其成本收益，但也不能在反腐败手段的选择上不计成本和收益。
　　首先，应该区别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有关腐败的积极功能的分析未必意味着对于腐败的肯定。实证研究表明，在高速转轨发展的特殊背景下，腐败本身也有了特殊的界定。由于在转轨时期，腐败往往有利于暴露原有体制的弊端，是致腐者（使官员腐败的人，如行贿者）向腐败者购买适当地绕过旧制度的通行证，并且在僵化的体制里开辟了一条市场经济的活路。因此，腐败是有积极功能的。这一观点为许多经济学者所持有，并且的确有实证的证据。但是这一结论应该说，只局限于实证结论，能否由此在政策上或者实践上用腐败来解决问题呢？或者以毒攻毒呢？或者干脆认为腐败具有积极功能，它就是正当的呢？不！如果腐败具有积极功能，腐败就是正当的，那么根据这一逻辑，杀人有利于减少人口太多的问题，杀人具有积极功能，因此杀人也就是有利的；在冬天放火有利于提高气温，放火具有积极功能，在冬天放火也是正当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实证结论或者功能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界限。如果区别了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我们就可以说，腐败即使具有积极功能，它也是恶的。在人类社会里，有许多价值应该说是绝对的，比如不许杀人，因为杀人是恶，作恶没有理由。腐败也是恶，自然腐败也没有理由，即使其具有积极功能，它也是没有理由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致腐，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腐败，没有任何例外。
　　其次，就致腐者和腐败者个人来说，我们不仅要讨论腐败的成本问题，而且还需要探讨腐败的收益问题。这两个方面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成本方面来说，致腐者之所以致腐，腐败者之所以腐败，其原因在于花费极少的代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好处。提高打击腐败的力度，甚至用极刑的办法，杀一批致腐者与腐败者，全面提高致腐者与腐败者的成本，的确有利于缩小致腐者与腐败者的腐败空间，但是更为根本的是，我们需要在制度上采取措施，使致腐者与腐败者极少有可能通过致腐与腐败来获得收益。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每一项公共权力给使用公共权力的人提供多少腐败的机会，然后在制度上缩小腐败的收益空间。人性是复杂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好利之心，而在大量的唾手可得的收益面前，大多数人即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未必对其没有想法。就像好色之心人皆有之，有一名妖艳女子在一个男性的卧室里，而又想要这名男子对这一妖艳女子没有非分想法，这是有一定困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这名女子离开这名男性的卧室。对于致腐者和腐败者来说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官员容易腐败，而小老百姓不容易腐败？不是小老百姓的修养和德行比官员高，而是官员有更多的腐败收益空间，而小老百姓一般没有什么腐败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职能有限的政府，实现充分的经济自由，潜在的致腐者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才能致富，没有任何通过致腐来致富的机会，它自然而然就会规规矩矩地经商做生意；官员没有多少以权谋私的机会，仅有的权力也只有规规矩矩地、公开地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他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依靠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有些官员不喜欢为人民服务，而喜欢钱，他就会离开官场，转向商场，在商场致力于赚钱。从提高腐败的成本，也从减少腐败的收益空间，两个角度着手，无疑更有利于惩治腐败，并且从根本上清除腐败。否则，惩治腐败的决心很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见一个贪官杀一个，甚至用原始的抽筋剥皮的办法惩治腐败分子，恐怕也会像割韭菜那样，割一批，长一批，永无穷尽。
　　最后，惩治腐败本身也应该讲成本与收益。简单地讲究惩治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的，腐败的成本不仅仅是腐败的直接损失，还包括腐败的间接损失，因此惩治腐败的收益也就不仅仅是挽回了多少腐败的直接损失，还应该包括挽回了多少惩治腐败的间接损失。实际上，我们许多投资都是为了避免潜在的损失而投入的，比如家家户户都有防盗门，防盗门投入的成本与偷窃的损失相比，防盗门的投入很可能超过因小偷偷窃而损失的成本。但这仅仅是静态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防盗门的投入，家家户户因偷盗而导致的损失可能会远远超过防盗门的投入，于是大家认为防盗门是值得的。反腐败与惩治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应该有静态的计算，也应该有动态的计算，不能说反腐败的直接成本超过腐败的直接损失，就放弃反腐败，还应该计算不反腐败所可能导致的潜在成本。但是，是否因此而可以不计成本反腐败了呢？是否反腐败的收益就一定超过其成本了呢？也不一定。实际上，反腐败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反腐败途径的成本也各不相同，并且腐败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种反腐败的方法相对于不同种类的腐败来说其成本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选择更为经济的反腐败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来取得最大的收益，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劲，却能够消灭腐败于无形之中。这就像防盗那样，警察、保安、私人保镖、防盗门、一般的门、公民的自卫、狗、报警器、保险箱等，都是防止财物被窃的不同方法，不同价值的财物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办法，高价值的物资要重点保护，所有的手段都用上，而一般的财物自然没有必要投资大量的防盗成本，对于不同的防盗需求，不同的方法也可以进行选择，其结果就是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防盗收益。防盗要讲究成本，惩治腐败也同样需要讲究成本。腐败是复杂的，惩治腐败的手段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完全应该而且有必要运用经济的思维，来对不同的惩治腐败的手段和途径，进行经济上的评估。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