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经过一番搜索和梳理，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借出了《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雷海宗、林同济卷》，在雷海宗文集的后面，欣喜地发现附有江沛先生的《雷海宗年谱简编》；又通过网络查得江沛先生的联系方式，贸然发信，希望收录此谱，很快便获得先生慨允，这着实让我编集《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的信心大受鼓舞。

然而后来真正迻录原文，却发现该谱仅两千余字，内容不够充实，于是又冒昧请求江先生进行增订。江先生简单询问了续写的规模，便没了下文。两月过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增订一新的年谱。作者多了马瑞洁女史，我猜她定是江门高足，奉师命续成之。文笔简练宏粹，相信又经过了江沛先生的审读和润色。

修订后的年谱逾一万一千字，较原谱已不啻四倍的规模。我所能读到的怀念文字，如王永兴《怀念雷海宗先生》、王敦书《雷海宗的生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肖黎《聆听雷海宗先生最后一课》、资中筠《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等，凡涉及年历、可资系入年谱的内容，均能在该谱中一一找到。万字篇幅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的信息量却极大。

王敦书在《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一文中将雷海宗的学术生涯分为两大阶段四个时期，文称：“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总起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虽然不错，但稍显迂折，不够直截。从本谱的展示来看，我认为雷海宗先生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三十岁之前（1902—1932），包括求学中外和初执教鞭。总的来说，这是雷海宗学问的培植和涵育的重要阶段。十七岁的雷海宗受教会资助转入清华大学高等科；二十岁毕业后获公费赴美留学资格，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二十二岁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二十五岁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旋即返国，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期都不长。

雷海宗在《专家与通人》一文中指出：“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以此来揆度先生本人，他在二十岁前后正优游于中国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奠定了一生学问的基础；学成归来，又在五年的时间里转历了南方的两所一流大学，学术发轫，锋芒初试。

第二阶段是三十岁到五十岁（1932—1952），包括清华和西南联大时期，这是雷海宗学术人生的黄金时期。虽然他在知命之年移砚津门，并终老于南开大学，但学术成就的奠立却是在清华任教期间，尤其是西南联大时期，这是雷海宗声震学的重要阶段。他的代表作《中国的兵》《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论中国社会的特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外的春秋时代》等均出产在这一时期。在雷海宗先生身后，各种文集所采入的论文大都撰写于此时。

1940年4月，雷海宗联合林同济、陈铨等，在昆明共同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战国策派”由此树立。这一名称源自雷海宗以文化形态史观推演出当今世界乃是古代中国“战国时代的重演”，而知识分子纵论时局，将成为国家、民族之“策士”。《战国策》因经济原因被迫停刊后，“战国策派”的阵地遂转移到了《大公报》“战国副刊”上。当抗战正如火如荼之时，搬迁到大后方的学术界也是波诡云谲，以雷海宗为领袖的“战国策派”堪称是云波中最为奇诡者之一。

第三阶段是五十岁到六十岁（1952—1962），这时的雷海宗已移砚津门，全副身心投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专业的教学和学科建设上。江沛先生在《雷海宗的最后十年》中说：“在南开，屈尊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雷海宗，并不以此为忤。在教学上，他请教研室其他老师先认定课程，别人不愿承担或者难以承担的课程由他来讲。”而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新规定，“世界现代史”和“物质文明史”必须开设，在所有高校都无法立即执行新计划时，南开的雷海宗却能率先开出此两门课程。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早年曾加入国民党、倡导战时专制主义的雷海宗不断受到牵连，每次政治运动都未能幸免。尤其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雷海宗在参加“百家争鸣”座谈会时直言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的社会科学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虽然“在这62年间，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然而“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认识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雷海宗的这一提法，无疑是学术上的睿见卓识，即使在时隔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回首当时雷海宗的论点，仍然让人觉得锐气十足，具有超强的时空穿透力。

然而正因为这一观点的鸣放，雷海宗引祸上身，他开始遭受最后十年中最为严厉的批判。由于生不逢时，在另外一个时代占尽鳌头、风光无限的雷海宗，在这个时代却不得不低下头，佝偻起身体。据雷海宗夫人张景茀回忆：“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

无独有偶，就在雷海宗被迫害致死的1962年，与雷海宗列为同卷思想家的林同济，此时正孤身一人躲在自己的公寓里，“蜷缩一角，苟延残喘”。两位“战国策派”学人晚年遭际如此相似，令人唏嘘不已。

同时，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雷海宗曾入选当时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选名单，随后又被蒋介石列入“抢救北方学人”的计划中。在北平解放前夕，梅贻琦、刘崇鋐等多次动员雷海宗南下。雷海宗不可避免地陷入去还是留的彷徨中。此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雪屏12月11日致信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再次敦促若干关键人物早日南下，其中也特别提及雷海宗。然而雷海宗固执地留了下来，准备好了与国人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追寻雷海宗的心路历程，还可以从此前他在抗战时的一次人生抉择中窥得端倪。五十年后的1992年，学者资中筠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查阅档案，意外发现几份令人饶有兴致的文件，大约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即1943年前后，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籍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建议洛氏基金会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以抢救那些对中国复兴极为宝贵、如今的生活却陷入极端困境的知识精英。

这一方案很快便得以实施，建议名单分A、B两批，A批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包括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学者，雷海宗便在这一份名单上。其中多数都应邀成行，并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做出了斐然的业绩。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雷海宗坚拒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访美邀请，坚持留在国内参与抗战。甚至连梅贻琦校长亲自出面，动员雷海宗接受邀请，他仍然答复以学校正在最困难时期，自己不宜出国而拒绝。

资中筠说：“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雷海宗没有接受美国大学的邀请，选择在国难时期留守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一起承受苦难，这实际已为他在1949年前夕坚拒国民党的邀请、拒赴台湾埋下了伏笔。

据雷海宗内侄张启明回忆，坚持自己看法的雷海宗，在晚年的时候难得地后悔了：“他当时跟我说：‘如果我是学数学的，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数学和历史一样好，本来也可以念数学，但偏偏就念了历史，后来遭了这么大的罪。”雷海宗后悔没有学数学而学了历史，不过是对命运的一种揶揄，当不得真。似乎可以当真问一问的是，如果命运可以重新选择，他会不会接受邀请扬长而去呢？

2017年1月18日深夜写于石门

1月1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