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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永远怀念您

作者:黄克平    转贴自: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点击数:699


 

 

父亲于2000128日离开了我们。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至今时常在梦中见到他老人家。在纪念父亲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将他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些零星小事,从另一角度撰写出来,以展示父亲为人的品德,品行,来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1、针对社会上的信仰危机。1999年父亲对我讲:“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人是最聪明的,一定会想出办法实现共产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从而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2、父亲对我讲过:“严复(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著名资产阶级民主学家)是你奶奶那边的亲戚。我找严复的后代很久没有找到”。反映了父亲对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的怀念。

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地理所筹委会。父亲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当时所有较有名的地理学家都任筹委会委员。唯有一名地理学家“榜上无名”。这位地理学家误以为是父亲阻挠,才未当上委员。实际并不是父亲干扰,而是另有隐情。父亲讲:“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是不说,不解释,事情总会搞清楚的”。这样父亲一直背着“黑锅”。直到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露出真相,这位地理学家才明白。误会消除,两人又成为好朋友。

41964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父亲带我去京西宾馆,面见当时的人大代表,优秀科学加彭加木。瘦削却刚毅的彭加木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父亲教导我学习彭加木为科学勇于探索和牺牲的精神,要我向彭加木一样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

51983年的一天。胡克实副院长到我家。我给胡克实副院长倒茶水时,听到父亲讲他国内各种兼职和头衔已达50多个。准备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的职务。胡克实副院长好象不大支持。但最后胡克实院长说:“你要辞去人大代表,我说都不说。你要辞掉了全国人大常委,我帮你说一说”。不久后父亲就辞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仍任全国人大代表。父亲的秘书曾问父亲,父亲承认确有此事。

6、父亲一生生活简朴,从不讲究穿戴。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差到石家庄。有一位服务员看父亲穿戴简朴,以为是随从人员,对他很不礼貌,态度也不好。后来,这位服务员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后,就向父亲道歉。父亲乘机教育他,不要以貌取人,要全心全意,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71962年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会中星期天组织参加大会的领导和科学家及家属游览潭拓寺和戒台寺。我与父亲坐在一起,旁边隔一个通道座位上是张劲夫副院长。父亲思索一下后,对长副院长建议,“是否可以组织,编辑,出版一些古代科学家的历史传记丛书”。张副院长说:“你这个建议不错,好啊。”

父亲还曾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倒”,在“专政”的三天中,参加“917”大楼(地理所办公的楼址)的四周夹铁丝网的“劳动改造”。一去就遇见早被“打倒”,已在“917大楼”“劳动改造”的张劲夫副院长。一见面,张副院长就叫:“黄所长”。父亲说:“当时一愣,没有一个人敢叫我黄所长,张劲夫自处逆境却敢叫”。一是反映俩人的关系亲密。二是反映出张副院长不愧为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处乱不惊,早就胸有成竹,预见到文化大革命的结局了。

1983年地理所对外公开开放。父亲盛邀早已出来工作的张劲夫国务委员来地理所参观。张劲夫国务委员邀来李铁映部长一同参观。我当时在楼下见到张国务委员来了,就赶快跑上三楼父亲的办公室叫他。他急忙跑出来,在电梯两人相遇。一见面两人就抱在一起。张国务委员说:“黄秉维,老科学家”。父亲说:“老而不死”。俩人哈哈大笑。边走,边亲切交谈。多年未见关系仍十分融洽。

8、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华东工业部担任计划处副处长,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工业普查组组长。在汪道涵部长的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很关注时任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近况。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向同为一个处处长,后任国家仪器仪表总局副局长的翁迪尼伯伯询问汪道涵部长的情况。翁迪尼伯伯讲:“有人监视,也不敢去和汪道涵联系”,虽未获得确切的消息,但心系汪部长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汪道涵伯伯任上海市长后,父亲说:“汪道涵人很聪明,工作能力很强”。

1998年父亲对我说:“在华东工业部,一些人对部里用我有意见,但汪道涵力排众议,还是用我”。言语之中体现了对汪部长慧眼识人,敢用人的气魄一片感激之情。

1999年父亲还对我戏言,“抽烟就是汪道涵搞的,汪道涵给的工作压力太大,就在那时学会抽烟”。我说:“您抽烟,赖人家汪道涵部长干什么?他笑了,表示同意我的观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对我讲:“胃病就是五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忙时,顾不上吃饭,饿了就啃点面包,造成胃酸过多,引发的胃病”。表现了他不辜负党和领导的信任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

父亲还常给我讲,华东财委主任曾山生活上非常艰苦朴素,这么高级的首长,仍然穿布鞋,还指了他的一双布鞋给我看。就是中国传统的老式布鞋,以此来教育我。

9、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对我讲:“学外语要勤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和苏联专家共一个办公室。为了向“老大哥”学习,开始学俄语。父亲说:“没时间学,就把俄语单词写在小卡片上,一边走路,一边从右裤袋中抽出一张卡片背单词,然后放在左裤袋中,”父亲就是利用走路的空隙背单词。父亲精通英、德两门外语,会写、会说,会看。法文次之。俄文只会看。父亲说学俄语,我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父亲终生爱看书,一生都在学习。地理所的人们给父亲起了个绰号“两条腿的书架”。的确是这样,当我在1961年考上大学后,学习高等数学,父亲也在复习高等数学,我很惊讶!学地理学高等数学干什么?原来父亲要将高等数学应用到地理学中去。那时父亲已五十岁了,却和我同时在学数学。甚至到了2000年父亲已87岁高龄仍买了许多关于经济方面的书“猛读”。真正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

10、亚洲金融危机后,父亲好象对地理所的同志(具体谁记不清楚了,是否张丕远?)说:“亚洲金融危机没一个预见到,没一个人发出警告”。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要预见到,而且要寻找出对策。防止危机。像是自责,又像是动员。已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还积极探索高难度的,未知的科学领域。真是科学研究无止境。

11、母亲曾对我说过:“别的科学家都有爱好,看京剧几次都碰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你爸爸什么爱好都没有。就知道看书,一门心思做学问”。其实父亲在我的劝说下也偶尔娱乐一下。父亲说喜欢看看乒乓球防守(削球),体操,杂技、马戏、魔术。不过看得实在太少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少数的几次。

12、父亲与中国气象局第一任局长涂长望伯伯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伯伯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同时在浙江大学任教。上世纪六十年代,每年春节都聚餐。后因涂伯伯英年早逝和王伯伯研制原子弹,氢弹,隐姓埋名而宣告结束。在1962年春节前夕,我坐在汽车司机旁的副驾驶位上,听到后边的父亲和王淦昌伯伯对话。父亲问时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王伯伯:“钱三强还搞不搞研究?”王伯伯答:“不搞”。父亲说:“太可惜了”。父亲又问:“研制原子弹是综合科技实力的体现,大概中国要用十年才能研制爆炸成功?”王伯伯答:“用不了十年,二年差不多”。父亲当时很惊讶,王伯伯是研制原子弹专家,技术负责人,当然了解内情。果然二年后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

131960年在第二批增补院士的名单中,有二位父亲在浙江教过的学生。一位是陈述彭伯伯,一位是施雅风伯伯。父亲对我讲,“我的学生中这两位是特别优秀的。”

著名的地质学家叶连俊伯伯就住我家对门。父亲几十年前曾与叶伯伯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同事,对他较了解。父亲讲:“叶连俊人好,学问也好”,对他的评价极高。

14、地理所的同事曾对我说:“你父亲不整人。”也正是这样。父亲豁达大度,待人真诚,平易近人,几乎与父亲接触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大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曾与我家同住一楼的著名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伯伯,著名植物学家陈焕墉、秦仁昌伯伯、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旁边楼的著名动物学家蔡邦华伯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叶笃正,李善邦、付承义伯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陈兴农、于强、郭敬辉、李子川伯伯等人都是如此。甚至上世纪5060年代地理所打扫卫生的工人有时到我父亲住的宿舍(当时我家住东城,我与父亲住在中关村,周末回家),一坐就很长时间。父亲虽工作繁忙,却一直陪着他聊天。从无一点烦意。对他如此,更何况别人。

151984年前后父亲率中国地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并做学术报告。行前,特决定抽出几个月时间,专门写学术报告论文。父亲夜以继日地不停地在想在写,有时我睡觉早晨起床,却见他赶写报告,一夜未睡。这样的现象在他的生活中多次出现,大都发生在交文稿的最后关头,从美国归来后,父亲说“我的报告,美国人也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欣慰地笑了。这是他难得笑的几次之一。父亲对科学的态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严谨、周密。一个科学的观点,一篇论文,总要反复推鼓,直至尽善尽美才去发表。

161997年中央电视台拍了父亲的一个电视片播放。看完样片后,父亲对中央电视对号编导孟兰云等人讲:“你们拍得好,我实际没这么好。”父亲的一生总是?虚怀若谷,淡泊名利。

父亲的一生追求真理,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父亲虽离我们远去。但他留下的科学贡献和高风亮节去永存人世。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