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得如此之快，转眼即逝，黄秉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两年了。今年黄先生诞辰90周年，众多学者撰文表达怀念之情。作为他的学生，没有资格对先生的学术水平和贡献品评，我愿把亲身经历的一些琐事写出来，以多方位展示先生绚丽多彩的人生世界和人格魅力，并藉此表达我对先生的深切思念。

初入师门的经历

1997年8月底的一天，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黄先生的办公室。之所以如此紧张是有原因的。黄先生是现代地理学的宗师，学问精深，名望甚高，听知情的同学说，曾经有一位已录取的博士生就是因为怯以师威而转投他门的。此说虽无法证实，但黄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加之，我长期在地方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对相关研究领域国际最新进展了解不多，这更加剧了我恐慌的心理。

那天黄先生精神很好，也十分地健谈。在简单地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后，便从南方山地丘陵土壤侵蚀的生物治理开始，一直谈到目前的研究热点-全球变化，并再次强调了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关于全球变化研究的基本看法：全球变化的不确定性、区域差异性以及人类的有作为性。如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那声音不高带有广东口音的谆谆教诲。

在首次面谈的最后，他对我提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要求：翻阅每期的《Nature》、《Science》和《New Scientist》等刊物与研究相关的文章，跟踪这一领域的国际最新研究动态。鉴于当时所里这些刊物不全，责我要时常到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交给一些已复印好的文献，嘱咐尽快阅读。言谈话语之中，我能深切体会到先生盼我尽快步入研究轨道的殷殷之心。

与黄先生初次交谈之后，恐慌心理虽然消减了不少，但压力却增大了。唯恐学业绩效差而辜负先生之厚望。入学的那半年，除了学习博士学位课之外，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阅读文献上，穿梭于几个图书馆之间。虽然辛苦，但收获还是有的。这里仅举一例说明黄先生对我如此要求的先见之明。

在翻阅刚刚到刊的《Nature》1997年387期时，Costanza的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一文吸引了我，虽然在此之前国际上也有同类研究工作开展，但如此系统地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面估价还是鲜见的，我马上意识到这一研究方向将有可能成为研究热点。据此判断，借鉴Costanza的工作，根据已有的工作基础，我旋即对河北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对此进行了区域划分。研究结果以《河北省生态价值量估算及空间分布构型》为题发表在1997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上。现在看来，此工作是极为粗糙的，但无疑是国内较早对Costanza工作的响应之一。如今，在郑度院士的带领下，我们课题研究组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我想，现在的一些研究思路得益于长期对这些刊物的跟踪。如今，工作再忙，我也定时翻阅这些学术刊物，已经养成了习惯。

“隔辈儿亲”

1998年的“五一”节，我携夫人及女儿到先生家拜访。由于去得匆忙，没有事先约定。我们生怕打扰先生而显得犹豫不决。当见到先生时，我们的顾虑打消了。先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如此高龄还忙着为我们准备茶水。我夫人起身帮忙，先生挥手制止。这里有两个细节很让我们感动。由于我们是傍晚去先生家的，会客室有些昏暗。我夫人不经意地说，这间房光线不好。先生听罢，立即从对面的沙发站起，迅速走过去将灯打开。动作之迅速敏捷，令我们诧异。

交谈中，先生嘘寒问暖，特别问及了农村老家的生活状况，当我们说道现在农村生活有显著改善时，老人点点头，并很客观地指出现在农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正当我们交谈兴致正高时，先生发现我女儿由于插不上话而在一旁发呆时，立即喊出在里屋做功课的孙子，让他们一起玩耍。两个人年龄相仿，玩得很是愉快，先生见状也甚是高兴。

当我们起身告辞时，天色已暗了下来，先生便让我们留下来吃晚饭，并说楼下就有小饭馆。我们已经耽搁先生不少时间，实在不忍再打扰老人了，就编了个谎离开了。

事后我夫人说，黄先生是她见过的最慈祥的老人，并归结为这是“隔辈儿亲”。是的，与先生三年多的交往，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隔辈儿亲”。先生的关心不仅体现在生活上，而且在学业上也是关爱有加。从1999年后半年，先生时常将一些书送给我，这些书中就有50年代出版的他读过的《资本论》。

当他得知我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时很是高兴，嘱我将博士期间的工作继续下去，并送给我一本700页之巨的全球变化研究数据报告。

严师风范的例证

先生在生活上对我是关心的，但在学术研究却处处体现出严师风范。这里仅举与博士论文有关的两件事。

我记得是2000年4月15日将博士论文初稿交给先生的。“五一”过后仍然没有审阅完毕的消息。我有些沉不住气了，担心能否通过先生这一关。5月8日当我应邀到中关村他家里时，先生告诉我，这些天他一直在看我的论文，只是眼睛不好看的速度慢了些，耽搁了些时间。先生拿出我的论文初稿，一页一页地给出指出修改意见，里面圈圈点点，批注很多，一些标点符号误用之处都作了修改。他特别指出，要把文中的“黄秉维先生”的“先生”二字去掉。看到这里，我不禁心头一热，眼泪差点下来。要知道，先生是快90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如今，黄先生修改过的这本论文初稿我依然珍藏着，视她为最珍贵的“礼物”。

论文修改完之后，便是送审环节。由于我在论文中使用了一些现代的数学方法，黄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他不懂这些公式，特地请我国著名系统工程专家方福康先生把关，要我尽快把我论文送给北师大的方先生。我原本以为这是黄先生的谦逊之辞，后来听杨老师说，黄先生对方福康先生的评审意见十分重视，经常打电话给所教育处询问评审意见是否返回，意见如何。当见到肯定的意见时，才安排论文答辩。这件事足以体现黄先生的严师风范。

我亲历的与黄先生交往中的琐事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透过这些小事，能折射出先生伟大的人格魅力。虽然黄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为此，我们正在努力!